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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偁

[宋][公元954年－1001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王禹偁(954～1001年)，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政治家、文学家。北宋改革派的先驱、倡导古文运动的旗手，他的政治活动和诗文创作都体现着关心人民疾苦、注重国是的积极进取精神。王禹偁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

王禹偁“家本寒素”(《送鞠正谋序》)，虽为“磨家儿”(毕仲游《西台集·丞相文简公行状》)，但在“总角之岁，就学于乡先生，授经之外，日讽律诗一首”(《送孟水部序》)。“十余岁，能属文”(宋敏求《王禹偁神道碑》)。“志学之年，秉笔为赋”(《律赋序》)。王禹偁从少年时代起，尤其酷好元白诗歌，这不仅直接影响着他淳深质朴诗风的形成，还使他工于诗对，得以与后来成为丞相的毕士安相接。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殿试不第；太平兴国八年再试，被擢为乙科进士，授为成武县主簿。

县主簿职位的卑微，使王禹偁有一种屈辱感，想弃官而去，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他隐忍下来。翌年，王禹偁调任为长洲县令。“姑苏名郡，号为繁富，鱼酒甚美，俸禄甚优”(《与李宗鄂书》)。因此，王禹偁在长洲多有优游题咏之作，甚而表示：“天子优贤是有唐，鉴湖恩赐贺知章。他年我若成功后，乞取南园作醉乡”(《南园偶题》)。然而“此行纡墨绶，不是为鲈鱼”(《赴长洲县作》)。长洲自残唐五代以来，军阀的割据，豪富的兼并，“田赋日重，民力甚虚；租调失期，-继踵。”“至有市男女以塞债者，甚可哀也”(《长洲县令厅记》)。于是于雍熙二年(985年)写成《上许殿丞论榷酒书》，反对以摊派酒税的形式，增加人民的负担。雍熙三年，长洲歉收，民部责成于郡，郡责成于县，催租逼调，“鞭笞之人日不下数百辈，菜色在面而血流于肤。读书为儒，胡宁忍此?因出吏部考功历，纳资于巨商，得钱一万七千缗，市白粲而代输之，始可免责”(钱谷《吴郡文萃续集补编》)。“自觉百文行古道，可能无位泰民生”(《长洲遣兴》)。这是王禹偁对任长洲县令三年的回顾，多有自惭自愧之处。然而究其间所作之文、所施之政，已见出王禹偁初步涉入政治领域的强劲羽姿了。

长洲的政绩，使王禹偁于雍熙四年(987年)八月调至京城，第二年即授为右拾遗。“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或北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弥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忧心仲忡，待旦而入”(《待漏院记》)。总之，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上《端拱箴》，要求宋太宗俭约节财，息兵养民；还提出“计口授田”、“约人署吏”，以抑兼并、正吏治的主张。是年冬天大雪，作《对雪》诗叙及兵民之苦，并予自责：“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吏?”不久又上《三谏书序》：“其一，以缙绅浮竞，风俗浇漓，率多躁进之徒，鲜闻笃行之士，不移旧辙，渐紊彝伦，臣故献刘实《崇让论》。其二，以齐民颇耗，象教弥兴，兰若过多，缁徒孔炽，蠹人害政，莫甚于斯，臣故献韩愈《论佛骨表》。其三，以选举因循，官常隳紊，置诸不已，俸禄难充，但蠹疲民，罕闻良吏，臣故献杜佑《并省官吏疏》。”端拱二年(989年)，借契丹入易州，上《御戎十策》：“外有五者”，“一日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二曰侦逻边事，罢用小臣”；“三曰行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四曰以夷狄伐夷狄，中国之利也”；“五曰下哀痛之诏以感激边民”。“内有五者”，“一曰并省官吏，惜经费也”，“二曰艰难选举抑儒臣而激武臣也”；”三曰信用大臣，参决机务”；“四曰不贵虚名，戒无益也”；“五曰禁止游惰，厚民力也”。王禹偁论及“外有五者”与“内有五者”的关系时特别指出：当以“内有五者”为重，否则“则寇不在外而在乎内也”。王禹偁在这期间，政治思想最为活跃，除提出多篇有所建树的章表，其基本政治思想已经形成。

王禹偁敢于直言，于淳化二年(991年)由右拾遗擢升为中书侍郎、捧玉册玉宝；但由于“断佞”而结怨于京都巨僧；特别是为徐铉辨诬，与尼道安构成剑拔张之势。王禹偁的奖掖后进，使“业悖而行悖”者聚而造谤；他草制诰之词，多不虚饰，又为同僚所侧目。因此，宋太宗借王禹偁为徐铉辨诬事，于淳化二年九月解其知诰制，第二日便贬为商州团练副使。这是王禹偁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思想有所消沉。他借耕殖商山以遣日。王禹偁还经常到山野中访察民俗民风。人民的痛苦，吏治的腐败，还使他写成上追杜甫、白居易所发扬的现实主义诗风的《感流民》诗。《庄子》成了他这期间枕边必备书；长日的不适，则披羽衣道服。在长洲，他曾仰慕南园；而今在商州，则又移情于商州：“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山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春居杂兴》其一)。有终老于此之志。在政治上失意，却于诗歌方面收获颇丰，在商山期间，是王禹偁诗歌创作的盛期。

至道元年(995年)，王禹偁再度被起用，自西掖召拜翰林学士。王禹偁制敕有不便，多所论奏；值宋太祖妻宋氏死，处置不当，群臣不服。王禹偁议遵用旧礼，触怒太宗，坐轻肆，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军州事。王禹偁作《滁州谢上表》针对宋太宗的制词予以辨驳，然而无济于事。这是他政治上第二次遭打击。王禹偁情绪极为恶劣，但四方名士持文来滁上求知者甚多，从而多少冲淡他心中的创痛；作《答张扶书》以文“传道而明心”为中心论及文章的各个方面，从而张扬起倡导古文运动的大旗。其间，为其奖掖而遭谤的丁谓致书王禹偁，要求他戒刚以“与世沉浮”、王禹偁则大发感叹：“是盖以成败者为是非、以炎凉去就者说之云”，“非知我也”(《答丁谓书》)，表示了他决不向命运屈服的信念。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死，宋真宗立并下诏求直言，王禹偁即上《应诏言事疏》，主张一是“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三是“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五是“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謇鄂之士知进而不疑，奸俭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并要求宋真宗“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这是最集中体现王禹偁政治思想的奏疏；尽管其中的政见在王禹偁在世时未能实施，但之后的庆历变法、王安石变法皆祖法于此，形成为整个北宋一代立国的政纲。

宋真宗很赏识王禹偁的意见，召他回朝再度担任知制诰之职。因预修《太宗实录》，秉笔直书，无所避讳，见恶于宋真宗，起用仅满一年，于咸平元年(998年)除夕贬知黄州。这是王禹偁政治上遭受的第三次打击，但王禹偁似乎更为倔强，他在《黄州谢上表》中说：“盖行高于人则人所忌，名出于众则众所排，自古及今，鲜不如此。”“霜摧风败，芝兰之性终香；日远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又作《三黜赋》以明志：“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因此在黄州，常读《楚辞》以自励。王禹偁曾上疏表示返朝或者终老故里，皆不见许，不得不作常住打算，于见谪三年的夏秋间在黄州子城西北隅筑小竹楼两间，并撰成《黄冈竹楼记》以寓情明志。公务之余，开始着手编次所作之文，取“小畜之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之义，“集曰小畜”。咸平四年(1001年)，王禹偁奉命移知蕲州，时已疾甚，肩舆上道。至任，作谢上表，其中说：“宣室鬼神之问，绝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付之身后。”(沈括《续笔谈》)及任不满一月，病死蕲州，时年48岁。

王禹偁的著作除自编集《小畜集》外，另有王汾编《小畜外集》以补其遗。随着时间的推移，王禹偁作品的内蕴价值逐步为人所识。周必大说：“一代文章必有宗，惟名世者得其传。……”若稽本朝，太祖以神武基皇业，文治兴斯文。一传为太宗，翰林王公元之出焉。再传为真宗，杨文公大年出焉。”(《周益国文忠公集·初寮先生前后集序》)叶适说：“王禹偁文简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为学者所称，盖无师友议论故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九)林逋认为：在北宋一代，只有王禹偁益世久远，故说：“纵横吾宋是黄州”(《林和靖集》卷三)。总之，王禹偁不论是他的文章还是他的政见，都是泽渥久远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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