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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辉

[公元1908年－1939年，革命烈士]

鲍辉，原名鲍继禄，1908年生于湖北省麻城县鲍家湾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他和兄弟们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们靠种庄稼、替人加工面条维持生活。尽管起早贪黑，但依然在饥饿线上挣扎。

1926年10月，北伐军胜利攻占武汉，革命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流域，给黄(安)麻(城)两县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时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由秘密转为公开，并且迅速地发展起来。“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声，响彻城镇乡村。鲍辉在农民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通过党的宣传教育，明白了穷人闹翻身的道理。他和广大穷苦农民一样，紧紧地团结在农民协会周围，同反动势力、封建地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他们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到处解散农民协会，收缴农民自卫军的武器，使黄麻地区的农民运动处于低潮。在充满-的日子里，鲍辉和广大农民在黄麻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仍然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

同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9月间，八七会议决议传达到黄、麻两县，给正在坚持斗争的革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同时，八一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亦给当地党组织和农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鄂东特委和黄、麻两县的党组织经过一番酝酿、组织和准备，在这年11月13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鄂东特委调集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县农民自卫军一部，共数万人，组成攻城部队，于14日攻占了黄安县城；18日举行万人大会，庄严宣告黄安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诞生；并把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这次起义中，鲍辉作为数万名自卫军中的一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黄麻起义的胜利，震撼了武汉等地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立即调集军队进攻黄安县城，企图扼杀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但终因众寡悬殊，黄安县城被敌攻陷。敌人对起义地区疯狂地进行了“清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党组织决定除留少数同志就地分散活动外，大部分干部和积极分子转移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鲍辉留在家乡，和隐蔽下来的农民自卫军战士一起，破坏敌人交通，奇袭民团武装，经常搞得敌人草木皆兵，不得安宁。

1929年，红军乘蒋桂军阀混战之机，迅速扩大自己的武装，鄂豫边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就在这一年，鲍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本村还没有党员，上级有什么任务，都由团支部来承担。他们积极组织青年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领导青年支援前线，救护伤病员；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

1931年底，鲍辉经当地苏维埃介绍，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在革命军队里，鲍辉和战友们一起，积极粉碎敌人的“清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并在战斗的空隙，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农民反抗捐税，打击土豪，开仓分粮济贫。由于他立场坚定，作战勇敢，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先后在红四方面军十一师任排长、指导员、教导员、特派员、师医院政委、独立团政委等职。

1935年4月，鲍辉随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6月在川西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这时，张国焘大搞0主义，拒绝按中央的决议挥师北上，擅自率领被其欺骗的红四方面军从阿坝掉头南下，向川康一带退却。张国焘的0党0红军的活动，遭到包括鲍辉在内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和反对。鲍辉这时担任红军某团的政委，他和广大指战员一样，历尽千辛万苦，遭受无数挫折，曾两次经过草地。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饱经劫难之后，终于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之际，及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制订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为了培养大批优秀的抗日军政干部，迎接抗战高潮的到来，1937年，党组织决定选送鲍辉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习。

在抗大，鲍辉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和毛泽东主席的有关著作，学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掌握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使他更为兴奋的是，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重要讲话，深受教育和鼓舞，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1938年初，鲍辉从抗大毕业。为了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党中央决定从延安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到山东部队。鲍辉作为其中的一员，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稍作准备，便匆匆踏上了征途。

1938年4月，鲍辉和同志们千里迢迢来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驻地沂水县王庄。领导上分配他和杨国夫筹办教导队。杨国夫任教导队队长，鲍辉任政治协理员。在教导队，他经常对学员进行我军优良传统的教育，勉励学员刻苦学习，掌握杀敌本领。并亲自找学员谈话，做思想工作。

6月，鲍辉奉命到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工作。7月7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在邹平城召开了整编大会，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霍士廉任政治委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鲍辉任政治部主任。

三支队的前身是由党领导发动的黑铁山起义而诞生的一支抗日队伍。人员大多由青年学生、农民、矿工等组成，但也混杂着少数投机分子。部队中党的力量薄弱，党员数量很少，各项制度不够健全，思想政治工作缺乏系统性。广大指战员虽有高昂的抗日救国热情，但军事素质、政治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鲍辉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到只有按照党的建军原则，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党在军队的各项政治工作制度，开展实际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清除部队中的投机分子，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这支部队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为了在部队中建立基层党组织，鲍辉首先注意发展优秀分子入党。他把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政治思想觉悟高，作战中表现勇敢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吸收到党内来；接着举办支书训练一般说来，讲授支部建在连上和党的基础知识。在9月至11月间，鲍辉还主持举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队(班)，讲授红军的光荣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讲政工干部的模范作用时强调指出︰“指导员的岗位，是在最艰难的地方。作战时，指导员要到突击排，带头冲锋陷阵。行军时，指导员要到收容队，接过伤病员的武器装备，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以后，每逢激烈的战斗，第三支队的指导员都形成了带突击排的习惯，这与鲍辉等的积极倡导是分不开的。

到1938年下半年，第三支队各团都建立健全了政治机关。1939年春天，营、连普遍任命了教导员、指导员；有相当一批连队建立了党支部；每个连队都建立了“十人团”，担负起锄奸防特的任务；战士中还组织了“朱德青年先锋队”。第三支队政治工作的制度日臻完善。

1939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选派了62名干部、战士，去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的同志计划先到沂水县王庄山东分局所在地，然后再分赴各校。为了确保这些同志沿途的安全，第三支队决定派第十团政委罗文华率领二、三营护送受训学员越过胶济铁路至淄川县佛村，再抽二营的四连和三营的七连组成护送营(约210余人)，由三营营长吕乙亭带领，继续护送到山东分局驻地。这支队伍的总指挥就是去延安汇报工作的鲍辉。

3月27日晚，学员和护送部队从长山县的卫固镇启程，28日拂晓分别进驻淄川县的佛村和井筒西村。这时，坚持淄河流域抗日游击战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冯毅之营已撤离太河，这一带已被国民党顽军王尚志部占据。为避免发生冲突，八路军先派人与王部取得联系，说明从此路过的意图，王部口头表示可以通过。可是，八路军沿着河滩前行不远，就被阻止。经过交涉，八路军绕过金鸡山，继续前行。当队伍大部聚集在太河镇西围墙外时，敌人突然从镇的制高点钓鱼台，居高临下，向八路军猛烈射击，吕乙亭营长和一通讯员当场壮烈牺牲。随后，太河镇西门大开，镇内之敌和埋伏在南山、西山、北山上的顽军同时从四面向八路军包抄而来。

面对顽军的突然袭击，鲍辉怀着民族团结大义，一面命令部队“不要还枪”，一面向顽军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不要对内”。怎奈王尚志部是一伙破坏抗战、-求荣的民族败类，他们的枪口始终对准我抗日志士不放。八路军队尖兵排奋勇冲杀出去外，余皆被俘。鲍辉也身负重伤，落入魔掌。

顽军王尚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残杀了我革命志士，又俘虏了包括鲍辉在内的众多干部、战士，自以为得计。他们对鲍辉引诱威逼，软硬兼施，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我党我军的机密。然而，鲍辉面对敌人的淫威，威武不屈，大义凛然，怒斥顽军背信弃义，丧尽天良，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魁祸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最后，王尚志黔驴技穷，凶相毕露，于当夜在太河镇东北外将鲍辉秘密杀害了。鲍辉牺牲时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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