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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兰


[公元1921年-1998年]

方兰

方兰(女)(1921-1998)香港人曾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国难当头,日本侵略者践踏中国疆土、残杀中国同胞,海外华侨和国内同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海外华侨为了支援祖国抗日,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援。广大华侨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筹款活动,为祖国抗日斗争捐款、捐物、捐药、捐飞机。1939年初,海外华侨寄给宋庆龄转交给曾生部队的捐款,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澳门各抗日团体还征集物资药品,以缓解珠江三角洲抗日战场缺医少药的困难。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共捐款国币13.2亿元。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对广州抗战的参与和支持,成为广州抗战的显著特点。抗战时期出现的“方姑游击队”为抗战作出了许多贡献。

当时,“方姑游击队”编印《地下火》,散发传单,不断发起“纸弹攻势”,“方姑游击队”还曾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军工生产,他们秘密收集情报,通过特殊渠道送达美英盟军指挥机构,积极配合了太平洋战争……“方姑游击队”是日军的心腹之患,日本宪兵曾数度倾巢出动搜捕“方姑”,但最终不知“方姑”去向。于是,传说中的“方姑”就是一位神出鬼没、来去无踪的香港女侠。

其实,“方姑”是一位瘦弱文雅的年轻姑娘,那时只有二十二三岁,原名孔秀芳,后改名方兰,任香港抗日游击队队长兼指导员,1921年生于香港,香港沦陷前在学校当老师。1938年,方姑被选为香港儿童团总团长,同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香港后,方姑撤离市区至新界,担任港九抗日游击大队女子队长、干部队长。1943年潜回香港,组建市区中队,战斗直至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方姑和她的队友们回到各自的街区、工厂,继续各自的人生。后来,香港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历史被遮蔽,方姑和她的队友们,似乎在香港的记忆中消失了……

冯妈妈被捕,女儿顾全大局

方姑有一位非常关心她的母亲——冯芝。自从“方姑”在香港组织地下游击队以来,无论她去哪里,冯妈妈总跟在身边,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前后左右,一旦有危险,就会像母狮一样扑上去保护自己的女儿。冯妈妈跟着女儿走过一两次,游击队长方姑常去的几个接头地点和人,她全都默记在心里。后来,方姑队长和几个联络点之间传来的消息、信件、情报等,往往都由母亲默默地来回传递。母亲是方姑、也是市区中队最忠实可靠的交通员,是不在编的游击队员。

这天,和往日一样,方姑家邻居的女孩阿四挎着一只盛满了“中草药”的竹篮,来到了方姑的妈妈家,说是要给药材铺送药材去。她说的“药材”“药材铺”,无须多动唇舌,大家都心知肚明——游击队员伍惠珍家开的“伍记药材铺”,是方姑队长直接的联络点。中队部发给各地段各小组的指令、宣传材料或其他物品,各地段各小组向中队部报告的情报消息,都是在这“伍记药材铺”交接传递,这是游击队的核心秘密。冯妈妈知道任务比较危险,就说服阿四姑娘回家,自己承担起送情报的任务。

游击队员伍惠珍计算着日期,知道药材铺今天要来人,就坐在店里静静地等候。终于冯妈妈来了,两人进了后店,伍惠珍把那些称作“药材”的草根树皮扔到一旁,取出一只油布包裹,放进柜子。又从柜子里取出几封信件,还有一张卷成“火柴棒”似的纸条,全都交给冯妈妈。伍惠珍指着那支“火柴棒”特别叮嘱:“这个非常重要,要格外小心,搞不好要掉脑袋的。”冯妈妈将那“火柴棒”装进贴胸的口袋,把那些信件放入竹篮,又将那些草根树皮覆盖在上面,藏得严严实实。两人不动声色地交接完毕,伍惠珍将冯妈妈送出店来。

冯妈妈回到家里,为谨慎起见,就找出一件夹衣,拆开一条缝,将那支“火柴棒”藏进衣服夹层,又找出两件旧衣服,全都放在竹篮里。然后,与阿四一起去和方姑会面。

她们来到筲箕湾码头。突然,码头开来一队 ,由日本宪兵指挥,进行突击检查,这种检查,实际上是他们搜刮财物的一种手段。有人塞给 几张钞票就过去了。有些船只迅速离岸而去,日本宪兵朝海上乱打枪,码头上一片混乱。

冯妈妈非常紧张,但已经来不及下船了。她靠在阿四身后,从竹篮里掏出那些信件,迅速地撕碎了掷入海水中,然后挎着竹篮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但是,日本宪兵还是从旧衣服里搜出了那个火柴棒似的纸卷。母亲和阿四被捕了,这一天,是1944年3月17日。

傍晚,方姑坐在坑口海边的礁石上,等待交通员阿四由市区归来。随着夕阳西沉暮色渐浓,她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天已经全黑了,船已全部靠岸,可是没有阿四的踪影。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方姑心中不可扼制地升起。游击队员陈佩雯轻轻地来到方姑身旁。坑口归来的船家相告,在筲箕湾码头,日本兵抓走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方姑和陈佩雯谁也不愿说出口。两人静静地坐在海边,等待天明。

天刚蒙蒙亮,船艇开始出港了。两位女游击队员登上一艘渔艇。由坑口至香港,小艇开了大约两小时,她们从筲箕湾上岸后直接去了“伍记药材铺”。方姑得到证实,在母亲和阿四被捕两三个小时之后,宪兵从海军制船所抓走了提供情报的游击队员张咏贤。伍惠珍交给母亲的那支“火柴棒”,正是关于日本海军制船所的一份重要情报。宪兵截获了这份情报,追查到海军制船所绘图室,逮捕了张咏贤。

方姑当即指令各地段各小组,改变联络路线,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游击队员“大头九”提出了营救母亲的方案。关押母亲的拘役所后面有一条沟渠,渠内有流水通往海边,可以摇一条小艇进去停在拘役所楼下,游击队从拘役所冲上楼去,将母亲用绳索从楼上吊放在小艇上,小艇就可以迅速划到海上。“大头九”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方姑队长一声令下,夜间就采取行动。自从母亲被捕以来,方姑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心急如焚。母亲正在受敌人折磨,她多么想冲进去救出母亲。方姑担忧,万一从母亲和阿四那里泄露了什么,市区中队就会全军覆没。她迫切地期盼母亲早一天安全归来。她听完营救方案,本能地握起她的 ,不假思索地带着“大头九”直奔茶果岭。

过海到筲箕湾,沿着“大头九”所说的那条沟渠,直接到了拘役所后面。这时,方姑的心态已经趋于平静,仔细地观察着楼上的每一个窗口。拘役所没有正式牢房,方姑再到正面去观察,门口有两个人站岗,还有两只狼狗守着,不时地向过往行人狂吠。楼上走廊有日本宪兵来回走动。她冷静了下来心想:解救行动肯定会被敌人发觉,只有以死相拼。一旦行动失败,那将是市区中队整体的消亡。以更多其他人的生命来营救自己的母亲,我有这样的权力吗?方姑在心中呼唤,她多么希望母亲此刻出现在窗口,让她瞧一眼。思考再三,方姑向“大头九”打出“撤”的手势,离开了拘役所。

几天之后,阿四被释放,痛哭一场之后,讲述了在牢里的经过。

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母亲就再三交代阿四,互不相识,互不相干。后来,无论什么人审问,阿四都一口咬定,作出浑然无知没有干系的样子。日本鬼子从始至终逼问母亲一个问题:就是那“火柴棒”是谁给的。母亲都说不知道。日本鬼子牵来狼狗对着母亲嗥叫,企图让母亲在神经崩溃的状态下说出什么。母亲抱着脑袋侧转身躲在墙脚,任你怎么疯狂嗥叫再也不理睬。有一次上电刑,一通电,母亲就晕了过去,醒过来还是那个说法。审了多少回,结果都这样。后来,母亲和阿四被带到宪兵部,和被关在那里的张咏贤互相指认。但三人互相都说不认识,当天,宪兵把她们三人关在了一起。宪兵一走,母亲就说:“我们进来了,不能再连累外面的人。”

第二天,她们三人被带到宪兵部接受审问。无论怎么审问,阿四还是那个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相干的傻丫头。无论问什么,母亲和张咏贤都回答“不知道”。后来,宪兵队长拍打桌子,气势汹汹地问:“老太婆!你到底是什么人?”母亲说:“这还用问吗?我是中国人啦!”后来,母亲冯芝和咏贤姑娘,由宪兵部移交给了驻港日本海军刑事部,阿四被释放。

这以后,母亲和张咏贤被囚于香港赤柱监狱,不准探视。日本海军刑事部,最终对冯芝、张咏贤强加“ 罪”,判处死刑。1944年6月22日,60岁的母亲冯芝和19岁的咏贤姑娘,在香港加路连山遭日军枪杀。

方姑没有哭,她把眼泪藏在内心。她不能去安葬自己的母亲。日本特务正在寻找冯芝的女儿、抗日激进分子孔秀芳。“孔秀芳”作为符号已不复存在。有一位“方姑”,领导着港九市区游击队,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抵抗活动。

在敌人眼皮底下脱险

方姑的机智与勇敢,在抗战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1943年,方姑在香港组建市区中队,继续支持抗战。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香港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方姑根据大队指示,组织市区中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迎接大-的到来。

1945年8月13日上午,香港日军宪兵部,突然传出一阵急促的电铃声,紧急集合。值日官站出来讲话:今天抓获了三名游击队员,他们招供,头目方姑正在香港岛上。一个小时后出发,抓捕方姑。

站在队伍里听讲话的有一名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李荣全,他知道“方姑游击队”在市区活动,以前宪兵部曾几次抓捕“方姑”,屡屡落空。但这次,有叛徒出卖,“方姑”在劫难逃。李荣全感到事态的严重和紧迫,他抓紧这一小时的间隙,将消息传递给了地下党。

方姑此刻正在铜锣湾,正在部署一项偷运武器的行动,却意外得知游击队被叛徒出卖的消息。方姑果断决定,抢先敌人一步,指挥市区中队全体安全转移,但她自己却晚了一步。宪兵 -各条大道,严密检查过往行人,并逐户搜查。不抓获方姑,日军不会罢休。

机智的方姑并不坐以待毙,她穿上几件破旧衣服,用油污抹布在衣服上蹭了蹭,把衣衫和裤脚撕破几处,随后,又抓起烟灰在脸上抹了一把,又用衣角揩来揩去,露出一副“脏兮兮”的脸来。她拿起一只破旧竹篮,往篮子里放了两件破旧衣服,把自己的 藏在下面,上面又放了几块孩子的尿布,又拿起一只搪瓷碗,往里盛了一些剩饭菜,一并放入竹篮。如此这般,她彻底成了一个衣衫褴褛、脏兮兮流落街头沿街乞讨的难民。

方姑拎起竹篮,走出大门。铜锣湾街口,守着十几名宪兵和 。由于他们已经掌握了方姑在铜锣湾的情报,这里是他们搜捕的重点地段。

方姑一边观察一边慢慢地走了过来。这时,有一辆黄包车拉着一位太太过来,旁边又有几个显然是早上过来市区出售柴草蔬菜的郊区农民,现在正要赶回家去。方姑跟在这些人身边,一起来到路口。他们全被宪兵拦住检查。那辆黄包车上下来一位四五十岁的胖女人,宪兵围住她看了又看,说了些什么,就放行了。那几个农民嘁嘁喳喳地说着话,嚷嚷着快放他们走。方姑和他们靠在一起,手摁在竹篮上,装作木讷地朝宪兵靠近。宪兵紧张严密地检查着,看到这个蓬头垢面、脏兮兮的乞丐在一旁碍事,厌恶地挥挥手,一个 过来把方姑赶开,训斥道:“快走开,别在这里捣乱。”难民打扮的方姑依然木讷地通过岗哨,不慌不忙地朝前走去。她回头一看,发现已经超出了岗哨的视线,就加快脚步,跑得无影无踪。

方姑脱险了。

通过日军岗哨的方姑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她必须尽快离开香港岛。她知道,目前战友们已经撤退集中在槟榔湾中队部,叛徒知道那地方,日军一定很快就会去槟榔湾扫荡。现在最关键的是和敌人抢时间,自己必须要先回槟榔湾,带领中队全体连夜转移。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方姑顺利找到一条小船,开往槟榔湾。

方姑在槟榔湾上岸的时候,已经是8月14日凌晨。她一踏上码头,人们欢呼着迎了上去。

第二天,方姑组织中队全体人员围坐在山坳里的草地上,开会学习。讲到母亲和张咏贤被捕遇害的经过,方姑的声音哽咽了,大家一片沉默。片刻过后,方姑舒了一口气,说:“前天,我们有三名男队员被捕。他们不如一位60岁的老太太,不如一位19岁的姑娘,他们出卖了我们。敌人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但这次我们紧急行动,及时撤出市区。我们战胜了日本鬼子,我们是不屈的中国人!”

忽然,嘹亮的军号声响彻云霄。不是一支号音,是大队部的几名号手集体吹奏。胜利的号声在天空回荡。接着,又响起了对空射击的-声,不是爆竹,胜似爆竹。大队部的多名通讯员,各人手举一支临时制作的彩色小旗,分别向四面八方迅速跑去,一路跑一路大声宣告:“小日本投降了!小日本投降了!”

顿时,周围村庄,锣鼓喧天。

这天,是1945年8月15日。

次日,方姑回到香港,她独自一人来到香港最高的扯旗山上母亲的墓前。她向母亲报告胜利的消息。她匍匐在墓前,犹如投身母亲的怀抱,第一次,痛哭了起来。

扯旗山下,香港市民在狂欢,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扯旗山上,方姑的哭声在萦绕……

抗战胜利之后,港九独立大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编入华东野战军。由于人员总数有一定限额,市区中队仅有黄扬声等数人随军北撤。方姑和大多数队员仍然在香港各谋职业,与普通市民无异。

抗战结束后,方姑以方兰的名字,在香港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担任中国

共产党香港大屿山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党活动。1948年,中国共产党党组织

调方兰到广东工作,从此离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她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

长、副主任、主任,中国共产党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西贡区民间人士和旅英香港同乡的捐款资助下,一座“烈士碑园”终于在风景秀丽的西贡轩竹湾落成。挺拔而又庄严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在民间留下永久的记忆。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方兰和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的老战友们,集体赴港观光。她徘徊在烈士碑园,仿佛又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是中国人啦!”

第二年(1998年)5月,方兰病逝于广州,享年77岁。

生平

方兰原名孔秀芳(1921-1998)女香港人。

1998年11月4日在广州病逝。



  同年(公元1921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98年)去世的名人:

下一名人:李淑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