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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驹

[公元1900年－1982年，园林学家、园艺教育家、花卉专家]

李驹，园林学家、园艺教育家、花卉专家。他为我国规划设计了多处著名园林、景区，是我国近代公园建设的先驱之一。长期从事植物拉丁学名的搜集、整理和编译工作，著有《苗圃学》等。曾任几所大学园艺系、园林系系主任。是中国园艺学会成立发起人之一。

李驹，字超然。1900年出生于上海市一个小商人家庭。1912年，其长兄李骏获得公费留学法国，他随兄一起赴法学习，1914年在巴黎和兰斯(Laons）预备学校补习法文，并学完初、高中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预备学校被德军占领。后得机会到了柏林和瑞士，参观了柏林和瑞士的公园和风景区，对造园事业倍感兴趣，从而确定了他学园艺专业的志向。1915年考入法国南部的农业学校，1917年秋考入法国高等园艺学校继续深造。他刻苦钻研造园学和观赏植物学，毕业后获园艺工程师称号。为进一步掌握热带、亚热带植物的栽培技术，1921年考入法国诺尚(Nagent—Sul—Marne）国立高等热带植物学院，进修一年，获农业工程师称号。1922年秋至1923年初与留法同学孙福熙等赴法国里昂(Lyon），沿途考察了法国北部海滨城镇的公园、风景区、园艺场与农场。

在法国学习期间，学校注重教学实习和实际操作锻炼，加上他经常进行实地考察，使他掌握了造园设计和植物栽培技术，提高了园艺场和农场的管理技能。他酷爱造园事业，渴望能为祖国人民建立休息活动的公园，培育优良品种的园艺场。为此，他放弃了利用其兄在法国担任中国驻法使馆秘书和驻巴黎领事的关系而能留法工作的机会，谢绝了多家公园、园艺场的高薪聘请，1923年初怀着科学救国的热情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立即补习汉文，并开始调查研究祖国的造园学、园艺学。

1926年开始，他先后在河南、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地的大学任教，并任上海、北京、开封、南京、重庆等地城市公园设计与管理部门或园艺场、农场的高级技师。他一边教学，一边参加当地的造园设计和园艺场的技术管理，力求改变中国园林、园艺的落后状况。当时内战频繁，这种愿望无法实现。但他立志科学救国的决心不变，在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任农学院教授、园艺系主任时，他广泛联系园林、园艺界的专家、教授，交流学术经验，探讨中国园林、园艺发展的途径。于1928年又与该校郭须静教授，金陵大学园艺系主任胡昌炽教授、章文才教授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园艺学会，并任学会理事长。

1932年以后，又先后受聘于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改良总场任高级园艺师和重庆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任园艺系教授、系主任。在此期间主要教授《造园学》、《苗圃学》、《花卉学》、《观赏树木学》、《植物拉丁学名》以及教学实习等课程，他除了编写教学讲义及参考教材外，还调查了浙江的果树，编写了《浙东杨梅与批把调查报告》，登载于1933年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改良总场第三号专刊上。1935年编著出版了《苗圃学》一书，书中详述了苗木的繁殖、栽培与修剪技术和苗圃的管理等，对建立苗圃和苗木的繁殖、栽培与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至1938年的几年间就重印了4次；他还编有《植物拉丁学名释义》、《行道树的栽植法》、《成都园林事业之改进》等，分别载于校刊或报纸上。

1938年，他上书国民政府，建议将城市公园、绿地纳入城市建设的范畴；为民众建立休息游乐的公园，并结合保护文物古迹设置公园绿地，建立国家、省、市、县级以至乡村的公园，形成公园体系，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环境；开办培养造园专门人才的学校和建立各级公园管理的专门机构，充分发挥造园人才的作用，以改变中国城镇的面貌，但这些建议当时均无法实现。

在上书无望的情况下，他除了任教之外，还同时从事园林设计及文物古迹的整修设计工作。尤其在1938—1948年兼任成都市公园设计委员会委员时期，先后设计了成都少城、南郊公园、新都桂湖公园、博济医院等公园和私家庭园、墓园与校园；结合公园设计实践，探索培养园林专业人才所需设置的学科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李驹仍在四川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任系主任、教授；1951—1952年兼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和成都文物古迹整修委员会委员，任教之余，他还主持设计和整修了成都人民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杜甫草堂和昭觉寺等公园名胜古迹。1952年院系调整，李驹调西南农学院园艺系任系主任、教授，仍从事教学与园林设计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仍忘不了开办园林专业，他从各方面向高教部提出设置园林专业的建议，终于于1956年经高教部批准在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设置城市及居民区绿化系，并调他任系主任。国内有名的园林专家教授云集于北京林学院绿化系，他30多年的宿愿终于实现了。但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该系被作为封资修的产物于1965年撤销。不久，“文革”开始，年近70岁高龄的李驹遭受到沉重的打击。1971年不得不离开他所热爱的事业而退休，以后仍继续整理《植物拉丁学名释义》，1980年，年已80高龄的李驹仍孜孜不倦地这本词典直至1982年病危。

李驹一生力图以科学救国。他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关心国家大事，为抗美援朝捐款，送子参军；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的精神受到北京林学院广大师生和园林界的赞誉和尊敬。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我国的造园历史悠久，艺术水平为世界瞩目，但著名园林均被王亲贵族、地主、资产阶级所占用。造园理论也仅限于庭园，缺乏对城市公园、绿地的科学认识。因此，园林学是一门尚待开发的学科。李驹回国后边教学，边致力于编写教材。他结合中国实际，在参考了大量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后进行编写。他对讲义的要求是，要有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特别是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如达不到“三性”要求，他决不脱稿出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李驹教学中一贯的指导思想。每到一所大学任教，他都主张开设教学实习课，开辟实习圃地、果园和农场。在中央大学任教时，他曾亲自带领学生赴杭州西湖风景区进行实地考察，增加感性知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期间，创办了农场和花、果、茶引种育种实验基地，并引进培育了新品种。40年代初曾引进并培育出无籽柑桔和美国薄壳山核桃等。这种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一直贯串在他一生的教学活动之中。

李驹还很注重农村园艺生产的调查。1932年在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改良总场任职期间，他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摸清了当时杨梅、批把、柑桔和青梅等主要果树的分布，以及品种和栽培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点发展品种和增产措施。今日著名的肖山杨梅、塘栖枇把的优良品种就是从那时推广、发展起来的。他写了浙江杨梅与枇把的专题调查报告，于1932年8月在该场刊物第三号专刊上发表。

为园林和城市绿化设计做贡献

李驹回国后，在从事教学的同时，还长期承担繁重的园林设计工作。在南京他参加了中山陵园的设计，在植物种植上充分运用了西方规则式的布局手法，采用了高大的常绿针叶树种雪松作为基调树种，烘托出陵园宏伟、庄重、肃穆的气氛。任南京公园管理处主任时，首先提出了绿荫街道的概念，并在南京的道路绿化实施中实现了这一设想，成为我国近代城市道路绿化的倡导者之一。

本世纪初，我国各城市虽有不少私人花园，但几乎没有群众性的公园。他运用国外的理论并结合国内实际，从1927年开始先后设计了开封的龙亭公园、繁塔寺公园、南城公园；南京的玄武湖公园(即当时的五州公园）、秦淮河公园、中央大学校园；重庆大学校园、重庆教育学院校园；杭州的湖滨公园；成都的少城公园、南郊公园、新都桂湖公园，博济医院庭园等。在设计中他吸取了西方国家公园的手法和为群众游乐休息的格局，建立了开放式的杭州湖滨公园、南京的玄武湖公园等。这几个公园至今还保持着原来设计的雏形。开封龙亭公园的设计受到冯玉祥将军的赞誉。以后他又被推荐为蒋介石设计了浙江溪口妙高台花园，何香凝的浙江五夫庭园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的庭园、墓园，如伍培英等的私人庭园，刘湘、李家钰、李琪相等的墓园。此外，他还在报刊上对城市公园提出了改进意见，如1941年提出了“重庆市公园之改进”，1946年、1949年相继提出了“成都市园林事业之改进”，对公园设计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园林事业受到了重视，得到了发展，李驹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期间，主持规划设计了成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公园、火车站铁路公园，整修了杜甫草堂、昭觉寺等名胜古迹。在开封南城公园、杭州湖滨公园、南京玄武湖公园、成都少城公园等的设计中，他因地制宜地采用了西方规则式的绿篱、花坛群、整形树木、自然式的大草坪和树林的布置手法。在近代公园、绿地建设中，他结合我国实际，较早较多地运用西方园林的布置手法，是我国近代公园建设的先驱者之一。

在寺庙的设计与整修中，他除了重视殿宇的环境绿化外，还扩大了寺庙的园林用地，吸取了西方寺院式庭园布局手法，辟建了供休息活动之用而独立于殿宇之外的自然式庭园，形成具有园林格局的寺庙园林，成为既可供信仰朝拜，又可供游览的胜地。如开封的龙亭公园、繁塔寺公园、成都的杜甫草堂、昭觉寺等，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寺庙殿宇园林。

李驹在设计工作中一丝不苟，设计出的图纸整洁、美观、线条清晰、字体工整，至今还可以作为园林设计图的范例。

他几十年潜心著书立说，虽然大多被不可抗拒的历史事件毁掉或搁置，很多著作未能公诸于世。但他的学术成就和知识业，已传授给历届学生。现在园林、园艺事业后继有人，他播下的种子必将继续开花结果。

简历

1900年8月19日出生于上海市。

1921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园艺学校。

1922年毕业于法国高等热带植物学院。

1923—1925年任上海市法工部局公园管理处高级园艺技师。

1925—1926年任北京公园园艺部指导员兼北京中国大学法文教授。

1926—1927年任河南大学教授，园艺系主任兼农场主任。

1927—1930年任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园艺系主任，兼任南京中山陵园设计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公园管理处主任。

1930—1932年任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园艺系主任。

1932—1934年任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改良总场高级园艺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