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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临光

[公元1907年－1930年]

李临光，本名谢仲怀，福建省厦门市人，1907年出生于归侨家庭。父亲谢春山，早年在南洋做橡胶生意，中年回国，到上海开钱庄，家庭生活十分优越。

李临光从小聪明好学，父母为他特别聘请了家庭教师。12岁时，学完了全部小学课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惠灵中学。16岁时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光华大学。

这时，李临光的家庭经济也发生了变故，父亲经营的钱庄被迫关闭，后改行经营面粉厂再次失败，最后只得以房租收入维持生活。父母希望李临光完成学业，重整家业。但这一时期，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意义的成功宣传和“五四”运动的长期影响，许多知识青年接受了马列主义和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社会的动荡不安，人民反帝反封建意识的加强，预示了革命风暴的到来。李临光当时所在的光华大学校园里，进步同学广泛谈论的话题是：当前社会现象和社会改造；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军阀政权对人民的残害。他热切地参加讨论，并通过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和观察体会社会现实，逐渐接受了新思想，并对家庭发生变故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根源有所思考。

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这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进步青年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不但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同时也使许多李临光那样的进步青年学生的思想产生剧变，明确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正确道路，从而投身于实际的工人运动，并在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上成长起来。“五卅”运动爆发后，上海光华大学学生参加了总- ，李临光积极参加运动，加入了学生会的工作，组织同学上街演说。在这场斗争中，他得到了实际锻炼，经受了工人运动的洗礼，思想有了根本的转变，从一个仅仅对社会不满的进步学生成长为实际的革命者。不久，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他入团的第一天起，他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党团事业。由于工作繁忙，加之对自己家庭依靠剥削生活产生本能的反感，李临光回家的日子越来越少。父母亲千方百计想使他回校安心读书，不要介入政治。可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才能救中国；他决心不走父亲为他安排的道路，仍继续参加革命活动。虽然心中也怜悯老父亲，但革命工作在他心目中永远是第一位的。不久，为了摆脱家庭的纠缠和共青团工作的需要，1926年，他毅然脱离学校和家庭，化名李临光，投身实际工作，担任了上海团工委组织委员，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

1927年初，北伐军逼近上海，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李临光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 政变后，党对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革命同志的罪恶，进行了坚决反击。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了，当年下半年，他担任了团上海沪南区工委组织委员，是上海龙华地区各校团的负责人之一。不久调任团江苏省委秘书长。

在沪南区工作期间，他结识了上海泉漳中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长蒋婉仙，1928年1月，他俩结为伉俪。在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他们婚后生活十分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卿卿我我。李临光常常很晚回家，回来后夫妻之间谈得更多的是如何以更努力的工作来为党的事业作贡献，来纪念牺牲的同志们。他也时常意识到他从事的工作的危险性。一天深夜，他很晚回到家里，对妻子说：“我的一位好同志，团湖北省委书记卓恺泽牺牲了，他的妻子卖尽衣物才将尸骨运回家乡。”他神情肃穆地接着说：“要革命，坐牢、杀头是不免的，要时刻准备着为革命而牺牲。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

1927年底，李临光和团中央书记吴军娥误入一个已被敌人破坏的联络点，不幸被捕。妻子见李临光一夜不归，马上买报细看，上面赫然登载了国民党破获中共组织以及李临光被捕的消息。党组织也来通知蒋婉仙，说明正在组织营救，看她能否请他的家人也出面想点办法配合营救。当蒋婉仙赶去时，李临光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托人通过上海警备司令钱大均老婆的关系，花了一千元大洋疏通。通过组织上和李母的大力营救，再加上李临光在被捕时，身上未搜出任何证据，本人也应对自如，使敌人抓不住一点把柄。三个月后，他从国民党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狱中生活摧残了他的健康，组织决定让他回家休养。由此，李临光回到了久别的母亲身边。

回到家里，年迈的母亲看着受尽折磨的爱子，流着眼泪对他说：“为了救你，家里已经是倾家荡产。现在你平安地回来了，再也别去做那些危险的事了。我已为你筹划好，到南洋找你父亲的好友，安生做生意，平安过日子好吗？”母亲还告诉他，在他离校出走后，父亲曾经登报寻人，可是至死未见儿子的面。李临光难过地看着母亲，他不忍违背老人家的意思，但他知道自己已经离不开革命，党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重要部分，他宁可辜负母亲的养育之恩，也不能辜负党组织对他的培养。他含着眼泪骗母亲说，“身体稍好一些就走。”母亲很高兴。眼看李临光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母亲也开始打点着给他整理行装。就在他答应母亲赴南洋的头天清晨，他悄悄地离开了家，回到了组织身边。行前，给母亲留下一封感人至深的信：

母亲：

我的身体好了，谢谢你老人家对我的照顾。为了革命，我和婉仙又走了，我们知道这次走了以后，家人将不知如何的牵挂，你的老泪将重新纵横，弟妹们的怀念将重新绵延，家人的寻觅又将重新开始了。我们离开家，并不是不要母亲，而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们实在不能做家庭的奴隶，更不能做金钱的奴隶，我们怎能抛弃自己的意志去锱铢必较做那孳孳为利的事情呢？私心自测，人类解放不成，何以家为。我们这次出走后，将重新过我们革命者清苦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不十分安逸，但在精神上却十二万分的快乐。在革命队伍中，我们虽吃粗菜淡饭，但我们觉得这比家中的山珍海味好吃得多。我们离家后，虽得不到你的爱抚，但可以得到千千万万工人的爱抚与照顾。一切请你放心。

1928年8月，团中央安排李临光去杭州担任共青团浙江省委组织委员兼秘书(团省委书记裘古怀）。到杭州后，李临光和蒋婉仙先住在旅馆里，因为李临光担负着建立团省委机关的任务，旅馆不是个适宜的地方。后来在清河坊找到固定住处，建立了团省委秘密机关。1928年下半年，团省委书记裘古怀被捕，他们再次搬家，在一间平房住下，兼做团省委秘密办公处。这时他们有了孩子，当时饶漱石作为特派员，与李临光一同工作同住一处，他们常常早出晚归。蒋婉仙在家一边带孩子，一边做一些抄写工作，把党的文件用米汤抄在书上。李临光每天工作到深夜，工作完后还要看英文《大陆报》，他对妻子说，在英文报上可以看到国民党失败的消息。

1929年1月，党团省市委又一次遭到破坏，李临光担负起领导省市团委的领导责任，定居在城隍山脚下的一座庙里。他多次在宝石山、前钱王祠等地召开秘密会议，布署工作，并到温州、临海、黄岩、海门等处巡视。1929年4-5月，饶漱石调东北，他独立担负起了工作。6月下旬，团中央派周善(即徐迈进）到杭州协助李临光工作，团中央交待的任务是：先建立团杭州中心市委，然后恢复团省委。李临光任书记、周善负责组织工作。7月30日，李临光和蒋婉仙到湖边旅馆去拜望蒋婉仙的二伯。午饭后，李临光叫婉仙在旅馆等他，独自出去，与徐迈进到浙江大学工学院取信。因为李临光将去团中央汇报工作，带徐迈进一起去熟悉情况。当徐迈进伸手向信插拿信时，国民党特务突然出现，将两人扣押，徐迈进见势不妙，还想开脱李临光，说：“我来拿信，你们凭什么扣人，还把他也乱扣。”特务不由分说，将他们押去拘留所。他们被捕，是徐行出卖的，他在大街上看见了李临光夫妇，向特务告密，敌人秘密侦察后，掌握了党中央给李临光的一封信，并收买了浙江大学门房，派人守候，伺机抓人。蒋婉仙在旅馆整夜不见李临光来接，直到天亮，知道事情不对，便赶紧回家将文件转移到旅馆，并向组织作了报告。

李临光被捕后，先被关押在柴木巷拘留所，经审讯后说是案情严重，判刑4年，关入普通反省院。到反省院后，蒋婉仙去探监，见李临光头发蓬乱，满身创伤，忍不住哭起来。李安慰她说：不要哭，坚强些。蒋婉仙把组织交付的新任务和找自己二伯和高院工作的堂兄打探消息的有关情况告诉他，说：“经托人出面，多方营救，最后通过《文汇日报》的社长与敌人谈妥，交纳现金400元，换取释放你。但是谁知敌人最后还是变了卦。”然后又将组织上出于工作需要，让他和一名同志做假夫妻的事告诉李临光，说：“此事我难作主，须得问问你。”李临光痛快地说：“这很好，没什么可犹豫的，为了革命利益，我永远信任你。对于我们那即将出生的孩子，你要好好抚养，长大后继承我和千百万革命者的意志。”对于妻子还想继续托人活动保释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不必再搞，说：“对敌人不要存丝毫幻想，也不要增加母亲的忧愁。”他在反省院中积极参加被捕同志之间的秘密联络，认真读书，学习理论。他的活动被敌人发现后，又被解送浙江陆军监狱。

陆军监狱是人间地狱，被关押的同志都是重犯，斗争情绪普遍很高。李临光进监后，作为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积极领导和参加了各种狱中斗争。一次，叛徒徐行化名管容德，被敌人派到笼子做假犯人，李临光一看是他，就让同志们教训他，大家把叛徒蒙上眼睛，你一拳我一脚打了个半死。在“纪念广州起义”、“发折子”、“十大要求”、“斗争叛徒特务”和“破狱”等斗争中他一直是重要骨干，因此在“五一二”大拷打时，他与十多个同志被剥去衣服进行拷打。在狱中，他仍然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与难友互相秘密传阅革命书报，放风即交换所学问题的意见。他所在的笼内学习空气很浓厚，他和几个同志分别授课，大家每天学习国文、英文、算术。李临光学问很好，大家都十分佩服。他还买通看守替他买报纸，一张一元报酬。同笼难友回忆他时，说他“平时态度沉着，始终保持从容的姿态，虽不露锋芒，但在大家心目中是被认为忠诚老练的优秀革命领导者。”

1930年8月27日，敌人进行大屠杀，当敌人开门叫李临光名字时，他高声应答，立即被拷上。他一看情况不对，知道自己不免于难，当即脱下外衣送给难友，说：“这些衣服你们留下换换，我不糟蹋它了。”又回头将眼镜摘下，放在地上，说：“这付眼镜也留下来，请你们帮助保存，给患近视眼的同志用。”只穿条短裤站在笼边。最后，他高声说：“同志们，永别了，不要悲伤，希望你们保重。”随即和全监同志齐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泰然自若，慷慨就义。

(毛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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