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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庭


[公元1861年-1943年]

李显庭,(1861—1943),名显庭,号老显,河北省迁安县李家窝铺(现为西里铺)人。他们弟兄三人,显庭排行第二,后来东北人尊称他为“显二爷”。他出身中产阶级,读过几年书,自幼聪明伶俐,父母对他极为庞爱。可是,久而久之,他被完全惯坏了,一度曾步入歧途,为乡里人所鄙视。后来他竟出人意料地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专研造纸技术,夺回了被外国纸占据的东北市场。

李显庭不喜欢种庄稼,终日游手好闲,出入, 场,为一般人所轻视。在村人的规劝下,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也感到痛心,终于回心转意,走上正道。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便与哥哥、弟弟合伙开了一支小作坊,抄起毛头纸来。不到一年,李显庭就学会了抄纸、下作(制浆)技术。一天,他乘船过了滦河,来到县城的纸市上,发现有人在出售从朝鲜进口的高丽纸,使他大为惊异。这种高丽纸大约三尺二寸见方,比中国产的纸要大得多。年轻的李显庭对这种纸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就地蹲下来,与卖纸的叙谈起来。原来,高丽纸大量倾销于中国东北市场,关内见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顿时,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造纸技术,是中国东汉蔡伦总结、推广前人经验发明的,先传入朝鲜,又传入其他各国。按常理来说,纸是中国发明的,就应该向外国输出纸张,而现在正相反,产生了“倒流”现象,这无疑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争气,忽视改良造纸技术所致。想到这儿,他的心情很沉重,办完了事情,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

当时,正值清末改良派提倡实业救国,各地都建立起倡导实业机构。如省城设立了劝业道,各县成立了劝业所。在当时维新思想影响下,李老显决计大干一场,改良古老的造纸技术,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夺回东北市场。李显庭是个硬汉子,话不说则已,一说就要算数。后来,这竟成了他一生拼命奋斗的目标。他听人说:欲制夷必先师夷,他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到朝鲜去学造纸技术。李显庭在三十二岁那年,只身跑出山海关,流落到朝鲜平壤,进了一家纸厂做小工。他努力学习,精心观察,五年后,他回到了故乡,开办了一个小规模的造纸厂。这个小造纸厂就设在西里铺,搞手抄高丽纸。朝鲜纸厂造纸用的原料是楮树皮,因迁安缺乏这种原料,李显庭的造纸厂没有使用楮树皮,而是使用迁安土生土长的桑树皮造纸,也获得了成功。

小纸厂办得很兴隆,但他没有满足现状,因为造纸技术仍停留在笨重的手工抄制上,比以前并没有多大的改进。而且他生产的高丽纸数量太少,还无力夺回朝鲜人所垄断的东北市场。于是,李老显决计二下朝鲜。

为了筹措去朝鲜的路费,他忍痛卖掉了二百亩地。临行,妻子帮显庭把一千多块大洋装在一个褥套里,放在驴背上。李显庭辞别家人,骑上毛驴,辗转月余,重来朝鲜平壤,通过重金贿赂,进到一家机器造纸厂。管事人曾事先警告他,只许参观,不许用笔写和绘图。李显庭只得边看边用心揣摩,记其奥妙。回到住所后,凭借记忆,画下机器的构造,写下大概的数据。就这样,一连几天参观使他基本掌握了机器造纸的特点和工艺流程。

李显庭回到家后,特意备了厚礼,在朋友的帮助下,到天津玉聚成机器厂联系订制造纸机器事宜。开始时,该厂不敢承担这项业务,说恐怕造不好机器倒赔了钱。李显庭求成心切,看到这种情况,便满口许诺说:“这不要紧,咱们当面讲清,还可以立下合同,你们要是搞成功了,我如数给钱,要是失败了,一切损失由我来赔偿。”厂主被李显庭这种创业精神所感动,当即承担了制造造纸机器的业务。这个厂子根据李显庭所提供的数据,比较顺利地为他制出一套造纸机器。李老显从天津聘请了一位姓周的技师,回家盖起一些简易厂房,安装了机器。当时搞的是火力发电,不知什么缘故,一直发不出电来。没有动力,机器不能运转,纸也没有造出来。虽经多次改装和修理,也无济于事。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李老显决定三下朝鲜,再去学艺。为了筹集路费,他把剩下的一百多亩地全卖光。经过半年周折,终于从朝鲜学来了水力发电和其他有关技术。

这时,李显庭已是两手空空,没有力量修建大规模的厂房。怎么办,他顾不得自己的脸面了,骑上毛驴,到县城几家大商号去借款。经过到处奔走,终于借到一笔款,来建水力发电厂。

厂子设在什么地方好呢?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备水力资源,但地势还要妥当。在县城东三里处有条三里河,这条河冬不结冰,夏不泛滥,水流稳定,适合建电站。于是,李显庭就选择三里河畔,买下了一块地皮,做为厂址。李显庭通过三下朝鲜学艺,也成了一个能工巧匠。在周技师的协助下,他亲自设计,亲自施工,制成了一个大铁轮子,亲自勘测,亲自指挥,挖沟筑坝,把三里河水引入发电机房里,水的流量和落差也都合乎要求,一次试车成功,解决了动力问题,为机械造纸闯过了第一道难关。接着,他与周技师一道,安装上了打浆机、抄纸机、烘干机等各个环节机器设备。民国二年(1913年)初夏,生产出了第一批机制大力纸(红辛纸)。这就是我国北方第一座机械造纸厂,命名为“显记纸厂”。

纸厂雇佣工人七十多名,有厂房八十余间。大型设备有:水塔二座、抄纸机一部、打浆机五部(一大四小)、机动碾两部、锅炉四台(立式一台、卧式三台)、烘缸一个、蒸汽机三部、发电机一部、铁车两辆、消防水车两辆。

显记纸厂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曾与共产党合作,发展生产,供应解放区军、政、民用纸。老显的侄儿李维唐曾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前,有一位叫宋佑的八路军干部来到显记纸厂,他给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动员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我们说,我们厂有纸,我们出纸。我们背着日本人将纸运到解放区,供政府印制边区票子和报纸。”运纸的事全由李维唐负责办理的。日本投降后,显记纸厂与解放区的纸业公司(冀东纸业公司)经理谌厚慈共同商定,由解放区政府拨给纸厂一笔小米,作为纸业公司的投资,生产的纸由公司调拨。

1946年8月,迁安县城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后,谌厚慈等人转移到迁安西部山区太平寨(现归迁西县管辖),显记纸厂的工人也都回家了。谌厚慈得知这一情况后,说服动员该厂主事人,把工人重新找回来,开工生产。当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为解放区输送了一些纸张。

194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逃跑后,李家已无人在厂。当时,该厂由国家经营,更名为“华丰造纸厂”。1948年秋后,当唐山刚刚解放,平(北平)津(天津)正待解放之际,冀东行署通知华丰造纸厂找回原厂主,落实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把厂子归还原主。当时李显庭之子李志和提出他已无力继续经营纸厂,愿交给国家。县政府接受了这项要求,于是公私双方签订了合同,作为租赁关系,租期四十年,年租金为五千斤小米。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华丰纸厂(实为显记纸厂)未实行公私合营,租金一直付到1966年底,即“文革 ”开始。到1980年,对显记纸厂按公私合营处理,取消了原来的租赁关系,同时落实了有关政策。

李显庭曾多次说过:“一个人,假如他有一分能力,就要治理好自己;他有二分能力,就要治理好本村;他有五分能力,就要治理好全县;他有十分能力,就要治理好全国。”他从“实业救国”的理想出发,历尽千辛,创建了显记机器造纸厂。穷毕生之精力,终于夺回了被外国纸占据的东北市场。他对造纸业的贡献,为世人所敬重。1943年,他82岁病逝时,迁安纸业界同仁为了缅怀他的功绩,集资在县城南关的关帝庙里,为他建立了祠堂,祠堂里悬挂起他的全身画像。民国年间编纂出版的《迁安县志》,多处记载了他的突出事迹。邑人张太符还为他写了专文,予以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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