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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镃


[][公元1153年-1235年]

张镃(1153—约1235),字时可,改字功父,又作功甫,自号约斋,祖籍秦州成纪(甘肃天水),但其实生长于临安。张镃是南渡名将张俊的曾孙,也是张氏家族自武功发家转向诗文名世的关键性人物。

张镃家世显赫,家境富饶,生活豪奢,自童幼至壮年,主要都在临安度过,所交俱为名公巨卿,在南宋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万里曾点评当世诗家道:“尤萧范 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认为继尤袤、萧德藻、范成大陆游之后,当推张镃与姜夔为诗坛健将,甚至将张镃排在姜夔之上。

张镃的曾祖父张俊是最早投奔赵构的武将,深得高宗的倚重。张俊在抗击金兵和伪齐的南侵,以及抚平内乱方面,立下过汗马功劳,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中兴名将,世称“张韩刘岳”。

绍兴年间,赵构秦桧奉行尊王攘夷的立国方略,削除诸将兵权。张俊率先请纳兵权,拜为枢密使。后来,他又揣摩圣意,协同秦桧罗织罪名冤杀岳飞。成为一生行事最大的污点,至今杭州岳飞墓前长跪不起的四尊铁像中,有一个就是张俊。不过,宋金和议之后,张俊同样被免去枢密使,做了没有任何实权的清河郡王。从此,出身西北的张俊被奉养于皇帝的眼皮子底下,连同他的整个家族都正式定居临安。清河郡王张俊的王府赐第,在临安城吴山东麓的坊巷里,具体位置在天井巷,其北面即油车巷。后来,王府所在的街巷就被称为清河坊。这也是清河坊地名的由来。

张俊是南渡武将中贪财好色的典型。在临安封王赐第后,他失去了掌兵实权,却更加热衷于聚敛财富。利用供养军队之名,中饱私囊,兼并土地,广建府邸园林,最后成为南渡初期首屈一指的豪富贵家。

张俊是一个善于经营家族的人,他不仅擅长经营产业,厚植经济财富,还善于引导子孙由武转文,从而维持家族的长盛不衰。张俊子孙中尤以张镃最负盛名,张镃淳熙年间通判临安,后又任官司农寺、太府寺,人称其做官“有吏才”。其才情出众,豪爽好客,喜欢以诗文会友,因此来往京城的当世名流俊彦,往往都与他有交情。

张镃与陆游万里等人以诗相交,彼此关系最笃,亦师亦友。经陆游介绍,张、杨两人在一次西湖聚会中结识。据杨万里追忆,他起初认为张镃不过是个富贵公子、纨绔子弟,跟寻常官二代、富二代差不多。没想到,两人正式会面,竟相见恨晚,令杨万里颇感意外的是,张镃长得“深目颦蹙,寒眉臞膝”,与想象中的将门之后或者轻薄公子相去甚远。杨万里晚年对张镃的诗不吝称许,将其推为陆游、范成大等巨擘之后的诗坛上将。

张镃学诗出入晚唐北宋诸家,又对陆、杨二人兼收并蓄。杨万里的“活法”作诗,则对张镃的创作影响更大。钱钟书说:“知诚斋诗之妙而学之者,张功甫为最早。”杨万里的“诚斋体”,成为南宋诗坛特立的奇峰,张镃实不无推助之力。生长于富贵之门、辇毂之下的张镃,“诗不尚丽,亦不务工”,最后在南宋星光灿烂的诗坛占有重要一席。

如果说张俊作为迁居临安的第一代,为家族奠定了无比优厚的经济基础,编织了文武两途广泛的人际网络,有意识地安排子孙由武转文,而张镃无疑是这个家族中以诗文驰名的关键人物,此后张氏子孙文脉不断,俊秀辈出,对江南文化颇有影响。

或许张镃厌倦了祖宗旧宅,后来他在临安南湖之畔购得百亩荒圃,另建新园。南湖又称白洋池,南宋时有“赛西湖”的美名,当时水面十分广阔,周回达数十里,搬进南湖别墅后,张镃又不惜花费近十五年的的悠悠岁月,用来完善整个园区的景点,最终构筑起东寺、西宅、南湖、北园的完美格局。“东寺为报上严先(即报君尊祖)之地”,是张镃捐出东宅所建的佛寺,俗称“张家寺”。“西宅为安身携幼之所,南湖则管领风月;北园则娱宴宾亲”,张镃还把园林中的堂馆桥池分别命以雅名,每处景点赋以小诗,共集诗数百首,由此可见园中景点之多、规模之巨。

南湖是张镃结交诗友的重要根据地。张镃《又呈坐客》诗所云:“天假南湖一段奇,宾朋胥会只论诗……从来邂逅宜真率,花下杯传却莫迟。”

张镃坐镇南湖,以诗会友,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诗坛名家,均是张镃的座上常客,尤袤、范成大、周必大辛弃疾陈亮叶适史浩等当世名流也应在这里饮酒开怀,即兴赋诗。这种情况,对于推动南宋中兴诗人之间的广泛交流,促进他们的诗歌创作与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张镃也因此在中兴诗坛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后来,南湖日益堰塞,历经几朝沉浮,张氏园林也废为民居,湮没不闻。唯独“张家寺”反而屡毁屡兴,竟一直延续至近代,南宋绍定年间,该寺毁于火灾,后于原址重建。元末佛寺再毁,入明之后再度重建。万历年间,禅寺大半军营及豪绅侵占,后经浙江布政使吴用先等人努力,相继收回故地,恢复寺院旧观。与此同时,建“张公祠”以纪念张镃,又新建水星阁,六角三层,高七丈八尺,以镇火灾。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佛寺又被毁,同治年间复建。20世纪上半叶,水星阁尚存,四面水泊环绕,仍是杭州城北的地标建筑,直至五六十年代,水泊被完全填平,水星阁也被彻底拆除。

张家寺、白洋池、水星阁,它们都早已荡然无存,然而今天的杭州仍然保留了水星阁的地名,使得我们对将门之后张镃及其南湖名园,还有一点点痕迹可寻。

张镃极富诗情,喜吟成癖,是活跃于南宋中兴诗坛的著名诗人。他自称:“我因耽诗鬓如丝” “一日不觅句,更觉身不轻”。独处之际,他常是“坐禅才罢即行吟”。若友人来访,他则往往与之“登楼才会面,促坐便论诗”。张镃诗文甚丰,今存《仕学规范》四十卷、《南湖集》十卷。

南宋中兴时期,则是诗坛批判继承唐风和江西诗学而走向独造创新的时代。张镃的诗学思想也受这股风潮影响,成为复古弄潮儿。张镃其《俞玉汝以诗编来因次卷首韵》称:我生癖耽诗,极力参古意……大雅既不作,少陵得深致。楚骚久寂寞,太白重举似。堂堂豫章伯,与世不妩媚。 峭峭后山老,深古复静丽。长篇杂短章,末学敢睥睨。傥非四公者,孰毕此能事。

也表明了他的这一倾向,以及对杜甫李白黄庭坚、陈师道等大家推崇备至,尤其是李杜,在其《杂兴》之二十一中有写:唐家盛词华,培本自武德。投戈辟文馆,荚士来翼翼。访政讨典坟,分夜亡倦极。当时瀛洲目,意气宁偪仄。言诗到李杜,骚雅并区域。

对李杜的喜爱与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诗学发展在李杜之际达到巅峰。

张镃与杨万里一样追求活法悟诗,是要破除陈腐,独造平淡圆融之境。而又因张镃家境富裕,因此其诗风显得尤为豪夸放纵,这也与他将洒脱浪漫的“诗仙”李白作为偶像不谋而合。

清代批评家刘熙载云:“伏应转接。夹叙夹议,开阖尽变,古诗之法。近体亦俱有之,惟古诗波澜较为壮阔。” 又云:“古体劲而质,近体婉而妍,诗之常也”。他对张镃的古体诗所显现的豪放之气非常欣赏。张镃的诗作《千叶黄梅歌呈王梦得张以道》:笛声吹起南湖水,散作奇葩满园里。被春收入玉照堂,不逐余芳弄红紫。一春开霁能几时,江梅正多人来稀。光风屈指己过半,赖有缃蕊森高枝。今朝拄杖偏宜到,暖碧红烟染林草。悠然试就花下行,便有疏英点鸟帽。细看宝靥轻金涂,密网粲缀万斛珠。一香举处众香发,幻巧更吐冰霜须。叵罗盛酒如春沼,不待东风自开了。呼童撼作晴雪飞,雪飞争似花飞好。上都赏玩争出城,日高三丈车马尘。谁能摆脱热官与铜臭,肯学花底真闲人。时平空山老壮士,不得灭秦报君死。鸡鸣抚剑起相叹,梦领全师渡河水。吾曹耻作儿女愁,何如且插花满头。一盏一盏复一盏,坐到落梅无始体。无梅有月尤堪饮,醉卧苍苔石为枕。醒来明月别寻花,桃岸翻霞杏堆锦。

能见诗作铺陈之华丽,诗情之酣畅,颇有太白之风。曾维刚认为“在这首七古中,张镃用大量篇幅铺叙其南湖的满园奇葩和秀丽春光,描述京都的喧嚣繁华,在表现其富贵悠游生活的同时,也抒发了报效君王的豪情。转而写岁月消磨、壮士空老的无奈和苦闷。最后,仍以纵饮和浪游作结。全诗跌宕起伏,襟怀夸张,具有一种豪纵之风。”

另一方面,张铉诗具有较为强烈的主观色彩,往往以自己的生活与情感表现为中心,塑造出其清狂 不羁的自我形象。如《前有一尊酒行》:霖雨半月今夕晴,风堂人稀灯烛明。凉虫咽咽傍墙竹,听久但促孤愁生⋯⋯神仙恍惚休强寻,壮士易老难为心。要须出处任天运,况我自判归山林。一杯复一杯,无客谁同斟。案间幸有李白旧诗数百首,试读精爽飞云岑。安得同渠游,霓裾碧瑶簪。回头却谢髠卓辈,弃置礼法几荒淫。何如高吟泣鬼神,模写造化归无垠。谁能狸膏金距学鸡斗起捉檐柱,矫首落落看星辰。

在曾维刚看来,“在此诗中,张镃以霖雨、夕晴、风堂、灯烛、神仙、壮士、山林、云岑、霓裾、星辰等意象,描绘出由雨至晴、从昼到夜的身边景物的变幻,并且展开超越时空的想象,从地上风物写到天上神仙,复由仙界回到现实山林,又由自己的壮心易老与座闯诗酒联想到前代诗仙李白,向往与之一道脱离尘寰,结伴遨游。全诗以对案孤处时的自我玄思冥感为中心,情怀驰骋,意象翩飞,诗人不拘札法的狂士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

南宋中兴诗坛,才情辈出,而张镃则因独特的家世和成长环境,清新飘逸、奔放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不流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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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公元1235年)去世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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