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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元姑


[公元1901年-1949年]

向元姑(1901~1949),原名向志德,化名王向氏,女,今湖南大庸市桑植县凉水口乡夏家峪村人。

1920年冬,元姑由肖定姑介绍,与贺龙结了婚。在贺龙的关怀下,她就读于湖南省立二师。毕业后,随贺部作伤病员护理工作。

1927年8月,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后,向元姑在原地不能安居,便迁往汉口日租界。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失败后,贺龙经香港转到上海,向元姑于1928年农历正月初一到沪。当时,周恩来派作特科工作的李强为她送去了生活费。后来,中共中央又派熊谨汀、朱瑞绶照顾。不久,中共中央离开上海后,元姑主持家务,在巨勒路与向氏、胡氏(胡琴仙)、女儿贺金莲、外甥向楚森等学绩麻,勤苦过活。

1933年4月8日,因叛徒告密,国民党反动派带着自首人员,前往法租界徐家汇眉寿里162号三楼,拘捕了王向氏、王(贺)文明、王(贺)瑞卿等三名,抄出共产党用帐日记簿八本,一并带交崇山路捕房,转解高三分院。

同年12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一审判决:“将王向氏、王文明、王瑞卿的相片,送湖南省保安司令转饬桑植县政府调查”。据复:“王向氏即贺龙之妻向元姑;王文明即贺龙之堂弟贺干臣;王瑞卿即贺龙之堂侄贺学祥……均在共产党内有重要工作”。于是“王向氏危害民国”一案牵连九人而轰动了上海。将王向氏以“共产主义犯”判刑十二年。

向元姑在狱中时,胡琴仙(即王琳,当时她与湘鄂西红军地下交通员有联系)经常去狱中探望,与她保持联系。党组织除周恩来派人营救外,宋庆龄也派了一名辩护律师(即史良)极力辩护。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贺龙亲属的残酷迫害,贺干臣死于狱中。向元姑、贺学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狱后,中共长江局安排向元姑和胡琴仙返回湖南老家——桑植县洪家关,贺学祥去陕北。

向元姑回到家乡,联系贺锦章(红军师长贺锦斋的胞弟)、贺文慈(桑、鹤游击队长,未长征,已追认为红军失散人员身份)等人,召开秘密会议,拟以贺文慈保留下来的数十人武装组织暴-动 ,但事泄未成,贺文慈被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团队联合追剿,便化整为零,在群众的帮助下幸免于难。向元姑利用向姓清查族谱的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向姓族长向虞卿、向生之等人成立清谱小组在凉水口开会,向元姑参加了会议,她还联系洪家关(当时属于玉泉乡)贺姓人员去该组织中进行活动。不久,被玉泉乡乡长韦耀元发觉,密报县警察局,将向兴阶逮捕,革命活动又遭挫折。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向元姑并未灰心,她动员族侄向贤修等人打进国民党部队,又派胞弟向启海等人去黎玉润、王柏林部队。结果,向启海遭国民党海三团巫营长逮捕,坐牢两个多月,当巫部在桑植县沙塔坪处决向启海时,已被向姓用金钱买活该部执行处决任务的陈连长,将向启海放回。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以桑植“地处边陲,频年以来,受赤化余焰所播……匪患未息”为由,加紧对桑植人民革命运动的镇压,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向元姑被迫在向双林家躲了一年零两个月,又与侄儿向贤善在伍家田大荒界避难。于1948年不得已去白羊湾仙姑庙为尼。

1949年2月,向元姑在病重期间,写了一份遗嘱,告诫其向、贺后代继续革命,并表明她思念亲人的心情,其遗嘱如下:

“余十九(岁)适贺室,配夫龙。龙倡共产,奔走天涯,抗战军兴,廿年于兹。余蒙难,被捕于沪,囚狱八载,囹圄之苦,莫可言状。释后已还,深得海弟之援助,继续组织革命,事泄未成而同志心散。后有国民党人追踪摧残,我等每日潜宿于荒郊雨露之中,维夫远隔,孤掌难鸣,以致忧虑成疾,医药无补,再不能重睹夫面。现革命待成,而今已矣!

余死后,凡我贺、向族侄,莫以几次失败而灰心,必须用体余言,以期完成,是为至嘱。”

元姑写好遗嘱后,于2月11日与世长辞。(此材料根据《贺龙传》编写组朱泽云等调查资料整理)(满延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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