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齐格里·倭仁
乌齐格里·倭仁（1804—1871年），字艮峰，又字艮斋，蒙古正红旗人，晚清大臣、理学家。道光九年（1829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中允、侍讲、侍读。北京政变后，他以讲程朱理学受到清廷重用，擢为任副都统、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兼同治皇帝师傅职。作为“理学名臣”、“三朝元老”参预朝政，在清末的政界和学界都充当了重要角色，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治十年（1871年），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因病再度乞休。不久病逝，追赠太保，谥文端，入祀贤良祠。倭仁政治态度保守顽固，为同治年间顽固派首领。所著辑为《倭文端公遗书》。
倭仁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先辈是驻防八旗中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家庭，属中下层旗人社会。倭仁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驻防地开封度过的。 道光九年（1829年），倭仁中进士，殿试时被取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赐同进士出身，选庶吉士，被授为编修，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 他早年官京师时主要的社交圈子便是河南同乡。当时，与倭仁交往甚密者主要有李棠阶、王鵴等人，他们旨趣相投，究心理学。
道光十三年（1833年），成立“正学会”，定期“会课”。参与者每天将自己的举止言谈甚至思想写成“日录”，相互交换批阅，大约十天左右在与会者某一人家中-，当面品评得失。当时倭仁与李棠阶等人的“会课”所讨论的主要是王学，这种“会课”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棠阶离京出任广东学政，前后达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年（1840年），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再次到京师做官，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唐鉴“生平志朱子之志，学朱子之学”，在乾嘉汉学风行一时的氛围中，他独究心于程朱性理之学。倭仁自从向唐鉴问学以后，便开始了他的学术思想的转向，弃王学而改宗程朱，终身笃信程朱理学。由于唐鉴的介绍，曾国藩此时得识倭仁，他在日记中记述唐鉴对倭仁的评价：“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曾国藩与倭仁订交后，两人终身相交于师友之间。曾国藩对倭仁的理学修养工夫很钦敬，也学他的样子写日课，彼此互相批阅日课册，共同切磋。倭仁要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只加圈而不敢加批。他在与弟书中称倭仁为“令人对之肃然”的“益友”。就这样，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交与学术圈子以后，倭仁很快受到唐鉴、曾国藩、吴廷栋等人的赞赏与推崇，从而在当时京师理学家中，取得较高的地位。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提拔为詹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被迁移为大理寺卿。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唐鉴告老南还，此后，倭仁成为京师理学的重要支柱。
出佐文宗
道光三十年（1850年），文宗咸丰帝即位，为振刷纪纲，励精图治，诏谕内外大小官员工上 书陈言，献计献策。时为大理寺卿的倭仁自恃经纶满腹，企图一展抱负，特上《应诏陈言疏》说：“国家行政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而用人又先要辨别君子与小人。君子和小人都是难以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但是他们做的事却是显而易见的。总的来看大抵都是君子拙劣，而小人善于逢迎；君子为人处世稳定，而小人善于摇摆；君子爱惜人才，小人大多排挤与自己政见不一之人；君子都图谋远大，以国家的发展为先，而小人大多只看眼前，以聚敛财物、刻薄待人为己务。遇事刚正不挠、无所阻挡的人，那才称得上君子；善于逢迎、工于趋利避害的人，都是些小人。所以，以皇上的聪明之资，肯定能辨别君子小人而用之。君主掌握了用人之术，才能国家大治。”咸丰帝看了他的奏疏之后，称赞他敢于直言，于是晓谕大小臣工以倭仁为榜样上疏进言 。不久，礼部侍郎曾国藩上奏了用人三策，咸丰帝看了之后又想起了倭仁先前的奏疏，于是起草了同样的话给予勉励 。
接着，清廷授予倭仁副都统衔，充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大理寺少卿田雨公上疏说倭仁充任帮办大臣是大材小用了，咸丰帝说：“叶尔羌帮办大臣是边疆要任，不是闲散的职位。如果只将外任官员上迁，那岂不是有违国家文武兼资、内外并重的大政方针吗？”
咸丰元年（1851年）正月二十日，倭仁走马上任。尽管倭仁对此次外放心存芥蒂，但是，他毕竟是“奉天子命，出守西羌”，因此，远在叶尔羌的倭仁仍然心系朝廷，对国家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热情。
宦海沉浮
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倭仁有鉴于咸丰帝即位以来政治上毫无起色的情形，从叶尔羌上《敬陈治本疏》，大谈“治本”之论。倭仁所谓的“治本”是要“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这仍是正统的儒家政治伦理，出自理学家的倭仁本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对于被太平天国运动搅得日夜不得安宁的咸丰皇帝来说，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咸丰皇帝看来，倭仁的“治本”之论当然并非不对，只是这些“统论治道”不切实务的“空言”，实在无助于当务之急。
咸丰三年（1853年），倭仁弹劾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任意摊派路费以及护卫索赃等几款大罪，清廷下诏训斥他没有经过确认就上疏弹劾，任意参奏，于是将其下部议罪，降三级调用。并因此结束了他在叶尔羌或许本就不该有的无奈生涯。
咸丰四年（1854年），侍郎王茂廕等请命派倭仁会同筹办京师团练，咸丰帝因为军务并非他所长，未同意他的建议。不久命倭仁以侍讲候补的身份入直上 书房，教授惇郡王读书。
咸丰五年（1855年），被提拔为侍讲学士。历光禄寺卿、盛京礼部侍郎。
咸丰七年（1857年），又调任户部，管理奉天府尹事，又上疏弹劾盛京副都统增庆、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署理盛京将军。在盛京的任职，不仅使倭仁的政治地位有所上升，而且在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官场处事经验。其政治阅历和经验逐渐成熟，提出了昔人论政曰：“尽心，平心。尽心、忠也、平心、恕也。人为政为学一以贯之矣” 。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倭仁作为朝廷的使臣出使李氏朝鲜，颁布咸丰皇帝去世的“遗诏”和同治皇帝登极的“恩诏”，这预示着倭仁的政治生涯开始出现转机。
同治元年（1862年）元年，倭仁升任大学士、官拜工部尚书。两宫皇太后因为倭仁老成持正，并且学问优长，特命他作为同治帝的帝师。倭仁缉查古代圣贤帝王的事迹，并且搜集古今名臣飞奏议，整理之后进献给同治帝，被赐名为《启心金鉴》，放置在弘德殿作为皇帝学习的教材。因为倭仁素来严厉持正，所以同治帝对其尤为忌惮。七月，任协办大学士；闰八月，任大学士，兼管理房部事务，旋授文渊阁大学士。
同文之争
同治六年（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西文化的首次交锋。在这场争论中，倭仁是反对西学的主角，也正因此而使倭仁在晚清历史上以顽固保守著称。京师同文馆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同治五年（1866年）底，恭亲王奕訢等正式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拟从满汉贡生、举人、进士、翰林和该各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中招考学生，由总税务司赫德招聘西人在馆教习。殊不知却因此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就在恭亲王等人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举措顺利实施之时，反对派已在酝酿 。
同治六年（1862年）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的奏折揭开了这场大论争的序幕。张盛藻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认为这样就会使“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士人误入歧途。可是，张盛藻毕竟人微言轻，他的奏疏遭到同治帝谕旨的严厉训斥。
张盛藻的意见被压制后，倭仁亲自出场，随即卷入论争之中。他与恭亲王奕訢等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两个回合的论战。他从立国之本的高度立论，反对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担心“变夏为夷”，将问题的严重性夸张到有-灭种危险的地步。以倭仁的学养与地位，清廷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在倭仁上奏的当天，两宫皇太后即召见倭仁，并把他的奏疏交由总理衙门处理。三月二日，恭亲王奕訢等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重申增开天文算学馆以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月十九日，奕訢等人上奏承认：“此举之把握，本难预期”，显得底气不足了。但他们并不甘罢休，于是抓住倭仁奏疏中“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不必师事夷人的把柄，对倭仁反戈一击，要倭仁“酌保数员”，另设一馆。这个建议得到谕旨允准。这下可为难了倭仁。三月二十一日，倭仁据实陈奏、“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更使倭仁难堪的是，就在同一天，清廷还谕令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至此，双方争论已到白热化程度。朝廷的故意为难已使倭仁狼狈不堪，而奕訢等人在朝堂上的当面围攻更使拙于言辞的倭仁倍感羞辱。几经折腾，倭仁终于气得病倒了，于是，他托病坚持不去总理衙门上班，朝廷也无可奈何。倭仁与奕訢等人的正面冲突就此平息。
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国关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在此过程中，倭仁以“本末”论和“夷夏之防”的观念为思想基础，否定西学的价值，从而认为向西方学习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会有导致中国文化沦亡的危险，充分显露出倭仁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保守思想。
晚年逝世
经过同文馆之争的打击，倭仁失去了部分兼差，但他仍以大学士的身份在弘德殿行走，可以更专心地做同治皇帝的师傅。
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初八日，十四岁的同治皇帝“开笔作论”，师傅们出题为《任贤图治》，皇帝写道：“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别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可治矣”。同治所述，和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倭仁所上《应诏陈言疏》完全一致。同年，醇郡王奕譞奏请同治帝在太后召见群臣时“升座听政”，即见习临朝听政，得旨允准。
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清廷和总理衙门又以向列强屈服告终。作为京师士大夫“清议”的代表，倭仁认为：“今日重罪守令以谢洋人，将来此端一开，何以立国？”倭仁一再提出“何以立国”的问题，可见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1871年6月8日），倭仁因病去世。他在弥留之际的《遗疏》中，仍不忘要两宫皇太后“勿忘庚申之变”，要同治皇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表明倭仁一方面至死不忘国耻，另一方面他仍然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救国的惟一法宝。
光绪八年（1881年），河南巡抚李鹤年奏建专祠於开封，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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