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伦扬
牟伦扬，又名牟鹏、顾宁，1919年3月6日出生在湖北省利川县汪营镇一个土家族家庭。
在姊妹中，牟伦扬居长，其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母以农耕为本，家境不算富裕。牟伦扬自幼聪慧勤勉，6岁入私塾，8岁进小学读书。1934年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恩施省立十三中学，为了他的前程，父母忍痛卖掉一栋房屋以充学费。在校期间，牟伦扬勤奋学习，孜孜不倦，其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1935年秋，他初中毕业后，无钱到省城读高中，适逢恩施专署招考小学教师，便前去应试，考中后被分配到恩施县沐抚小学任教。
踏入社会的门槛，牟伦扬目睹了军阀土匪烧杀抢掠、-污吏横征暴敛、人民群众苦不堪言的情景。当时，又正值日本侵略军强占我东北三省，掠夺我资源，杀害我同胞，祖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面对无情的现实，他感到痛苦，感到愤慨，萌发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愿望。他把“居身不使白尘玷，立志直与青云齐”的诗句写在卧室的墙壁上，勉励自己。
任教仅一学期，牟伦扬争取到伯祖父的经济资助，毅然到省城求学，并顺利考入武昌高中。因开支增大，生活拮据，他就经常给报刊投稿，用微薄的稿酬补助学费之不足。在校期间，他刻苦学习，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同时，他又十分关心时局，课余时间常与进步同学秘密讨论国家大事，阅读进步书刊。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开始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主张，并有了初步的认识。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不计前嫌，顾全大局，提倡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和火烧阳明堡敌军机场的胜利，所有这些都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至此，他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他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向往，决心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事业。1937年10月，他毅然离开武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1月，牟伦扬到达陕北，被党组织安排到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2月，转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十一队学习。当时，陕北公学的学生生活是很活跃的，除了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临学校作报告。在这里，牟伦扬接受了全新的教育，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他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共产主义事业。他听了周恩来所作的抗战形势报告和刘少奇关于华北工作和敌后抗战形势的报告后，立即向组织上申请，要求到华北抗日前线去参加战斗。他的要求被批准后，他在给家中写的一封信上说：“革命不胜利，我是不回来的。”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顾宁，意思是希望祖国早日获安宁。同年5月，牟伦扬离开延安，踏上了去华北抗日前线的征程。一群年轻人，满怀热情，高唱战歌，在葭县与兴县之间的黑峪口南渡黄河时，牟伦扬带头唱起了陕北小调：“今番渡过黄河来，誓死杀敌人”，歌声高亢激昂，一遍又一遍，充分表达了这群年轻人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决心。6月，牟伦扬与一批热血青年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敌后抗日根据地五台山区。他本来想到战斗部队去工作的，但当党组织找他谈话，分配他到《晋察冀日报》(初为《抗敌报》)社工作时，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牟伦扬来到报社，做、记者，后来还担任过报社印刷厂厂长，只要哪里需要，他就到哪里去。当时报社社长邓拓对报社工作抓得很紧，他要求报社工作人员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要团结战斗，坚持住报纸这个党的宣传阵地，保证报纸正常出版。邓拓还要求报纸办得通俗化、大众化，提倡、记者写短文，最长不得超过3000字，牟伦扬按照这些要求，身体力行，干得很出色。他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期间，以司马军城、东方红、塞红、华晋、雪金、耐茵、韦塞等笔名，发表了大量的社论、街头诗、墙头小说、报告文学、通讯和杂文等文艺作品。他的作品通俗、朴实，很有战斗性，在晋察冀边区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当时报社处在抗日的前沿阵地，日本侵略者在伪军的配合下对根据地不断进行所谓的“扫荡”。为了能在残酷的反“扫荡”中坚持办报，报社工作人员编成两个梯队，一梯队是武装梯队，在反“扫荡”中负责侦察警戒，站岗放哨，担负着出版的保卫任务；二梯队是工作梯队，负责反“扫荡”中的报纸、出版、电务、发行和后勤工作。最初，牟伦扬任武装梯队队长，同时参加职工会的活动和俱乐部工作，编过《报社生活》。在报社，他与同志们相处融洽；出外采访，与部队指战员、地方干部、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情感相通，甘苦与共。1938年冬，日军大举“围攻”抗日根据地，从五台山到龙泉关一线，敌人已经逼近，在隆隆炮声中，附近群众多已撤出村子，而报社的机器、设备还未来得及转移。牟伦扬毅然承担起抢运工作，他与留下的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到附近的山沟和窝铺去找人，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终于将机器和设备安全转移，保证了报纸的正常出版。
在战争环境里，报社人手很紧，牟伦扬作为武装梯队队长，既要保证报社的安全，还要参加报纸的编、采工作。有一次，他被派到阜平采访，深入实地，向报社发回了质量很高的稿件；同时又积极帮助地方工作，取得了地方工作同志对报纸的支持，组织了通讯网。在这以后，牟伦扬被编在第二梯队，去做、采访工作。但他是一个带枪的人，第一梯队里也常有他的踪迹，每当遇到艰险的任务，他斗志更旺盛、工作更活跃。
经过战争的洗礼，牟伦扬逐渐成熟起来。1938年11月，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秋，华北敌后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派一批干部支援冀东，牟伦扬就是其中的一个。
牟伦扬随北上队伍离开晋察冀，跋涉千山万水，越过几十道敌人-线，来到热南地区，就任《救国报》总。
《救国报》是冀东特委机关报，虽然只是一张八开单面两版的油印周报，但它能随时传达延安的指示，及时报道各地抗战的胜利消息，因而深受冀东广大军民的喜爱。
牟伦扬在《救国报》的这一段日子里，工作十分尽职。当时工作环境异常艰苦，可说是在枪林弹雨中办报，他常冒险深入敌后采访，表现非常勇敢。他不仅为办好报纸呕心沥血，而且积极支持和帮助报社的同志们创办文艺刊物《铁骑》。他虽然没有直接加入铁骑社，但他却为《铁骑》刊物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后来，根据冀东特委宣传部长吕光的意见，《救国报》社的同志们成立了新长城社，并且创办《新长城》刊物，取代了铁骑社及其刊物《铁骑》。牟伦扬被推举为新长城社的理事，并担任《新长城》主编。正当《新长城》创刊号即将出版的时候，日军纠集3000多人，把冀东抗日根据地包围，根据地内只有相当于敌人十分之一的兵力。报社工作与部队官兵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终于安全地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新长城》刊物也如期发到抗日军民手中。
牟伦扬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他拿起当记者的笔，写作了大量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诗篇。邓拓在评价他的诗作时说道：“他写的不是寻常所谓的诗，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出的战斗进行曲。这样的诗是永生的，这样的诗人也是永生的。”牟伦扬写诗的目的，在他的《我们的宣言》一诗中说得很清楚：
我们写诗，我们不是在写“诗”
而是愿意——
在我们生命的奔流里，
拼流出鲜红的血；
我们面对着千百万的伙伴
人类解放的战士，
我们伸出了双手：
“同志，请饮一杯吧!
今宵是一个长夜的战斗!
我们在队伍里，
和大炮、机关枪站在一起。”
我们将鲜血洒向前面：
“同志，放射吧!
对准那鲜血洒向的地方!”
我们写诗，难道我们是在写“诗”?
作为一个战地记者，牟伦扬时刻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并用热情奔放的诗篇讴歌军民并肩战斗取得的胜利。晋察冀的子弟兵在河北易县梁各庄打了胜仗，他写了一首颂扬军民鱼水情的小诗：
老乡，老乡!
你看咱们的同志呀，
咱们那好样的儿郎，
一个个穿着汗湿的衣裳，
挺着胸，扛着枪，
从战场上下来了。
他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邻家的王福哥，
对门的李大嫂和张二娘，
咱们都欢迎去。
“你们辛苦啦，同志们!
我给你们洗了这几件衣裳。”
咱们要拿出所有的东西，
慰劳咱们的同志。
让咱们好样的儿郎，
吃得饱，长得更壮，
打起仗更有力量。
他们用性命换来了胜利，
就是用性命筑起了保卫咱们的城墙。
1939年，牟伦扬在《太行山的子弟兵》这首诗里，从一个名叫朱民英的战士写起，热情歌颂了八路军和游击队的英雄气概：
他们是太行山的子弟兵，
他们是太行山老百姓好样儿的后生。
他们生在太行山，
他们长在太行山，
太行山跟他们共同着祖国的命运，
在太行山上他们歼灭着祖国的仇人。
朱民英走近了那些老百姓，
老百姓包围了朱民英。
不知是什么时候，
不知从哪里，
也不知是什么人，
在朱民英面前，
摆下红枣好几升，
摆下茶水好几盆。
朱民英邀来了一群伙伴，
也招呼坐下了所有的乡邻。
他们谈着庄稼，
谈问着家庭，
谈问着政府，
谈问着那过去从未敢问过的事情。
只看得清军服的绿色，
闻得出那柏杨树的香气，
可不能分究竟那是军队那是人民。
他们完全是一家人。
牟伦扬目睹广大基层干部在反“扫荡”中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英雄风貌，热情地写下了《给村长们》这首诗：
今天你们是边区堡垒的基石。
使堡垒格外坚固些!
不要让他们在暴风雨中有丝毫动摇吧!
堡垒坍了敌人会杀害千百万人民，
当然也会杀害你们。
今天，你们是边区堡垒的基石。
这样的诗他还写过好几首。陆定一在总结1938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围攻”的经验时曾说过：“这样的诗，其价值等于一篇有韵的论文”，“真正成了大众战斗的武器”。
牟伦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热情歌颂人民，歌颂一切美好事物，同时也严厉谴责那些背叛人民利益的逃跑分子和胆小鬼。他在一首题为《不要背弃人民》这首诗中，以利刃般的诗句谴责逃跑分子：
谁拿血汗养活你们?
手里的铁棍谁给你们?
人民交给你们命运，
要用铁棍来保护他们。
你们在人民身上生活，
你们在人民身上成长。
你们心里人民是奴隶，
你们忘却了人民是主人。
在生死的岔路上，
人民要向生路走；
你们带着人民的命运，
却抱着头朝死路奔。
你们而今——
懦怯地扔下铁棍，
羞耻地背弃了人民。
历史永远载着的，
你们是新中华的罪人!
你们是新中华的罪人!
牟伦扬生活在人民之中，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山川河流。他对生活充满着热情，还在硝烟弥漫的年代，他就憧憬着胜利后人民宁静的生活。1943年初，牟伦扬被调到冀东十五分区任《救国报—燕山版》主编，报社驻在冀东丰滦迁的长河边。长河，是滦河下游的一条支流，河水从山边流过，水面窄浅，水色澄清透明。长河两岸，梨树很多，4月正是梨花盛开的时候，牟伦扬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题为《长河颂》的抒情诗：
四月梨花开了。
梨花不开在长河，
长河啊，寂寞。
四月我来了，
伴着太阳。
用太阳的温暖，
把你抚摸，
啊，长河!
四月我来了，
带来鲜艳的花朵。
如今将你装扮，
你就变得这样年轻，
这们美丽，
这样活泼，
这样快乐。
啊，幸福的处女，
这首诗，被当时《救国报》社的陈大远谱上曲子，在长河两岸的军民中广为传唱，人们从歌声中看到了明天，看到了未来。
不幸的是，4月7日，报社在丰润白官屯被日军重兵包围。因众寡悬殊，牟伦扬在指挥突围时不幸被敌人的炮弹打中，为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4岁。
当牟伦扬牺牲的噩耗传到《晋察冀日报》社和《救国报》社时，昔日在一起工作过的战友们万分悲痛。邓拓、吕光、陶晶然、陈大远等纷纷写诗祭奠。邓拓的一首悼亡诗是对牟伦扬战斗的一生的总结：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来开!
(张先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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