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尔森·来孚·夏理逊
夏理逊，全名叫蒂尔圣·来孚·夏理逊。1888年1月7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蒂尔圣堡市的一个贵族家庭。其曾祖父乔治·夏理逊是蒂尔堡市的创立者，祖父爱德华·夏理逊是这个城市的第一任市长。夏理逊天生聪明好学。上小学、中学时，成绩优秀，考大学，一试中榜，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医术。毕业后，为求技精艺湛，又入阿兰伯脱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凭夏理逊家族地位以及他的优异学业，本可继承祖业，发展壮大，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然而，他生性善良，热爱和平。时值世界战乱之际，烽烟四起，灾害重重。为维护世界和平，他毅然走出国门，投入到异国的解放事业之中。
1922年，夏理逊来到中国南方的重镇广州，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贫穷落后的中国，灾难深重的人民，使夏理逊触目惊心。同时他也看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正如火如荼、风起云涌，决心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做些什么。他很快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并积极地支持他的工作。孙中山逝世后，中国仍处在军阀混战之中。夏理逊同情、关心、帮助中国人民的热心不减，他以个人的身份在上海、天津等地行医，为改变劳苦大众缺医少药的悲惨局面，尽了最大的努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夏理逊积极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在新四军中从事医疗救护工作。他医疗技术高明，积极热情，挽救了无数名新四军伤员的生命，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事业。他的正义行为，很快遭到日本侵略者的仇视。一天深夜，夏理逊拖着因一天的劳作而疲惫的脚步，向他的住处走去。忽然，他觉得后面好像有什么声音，就小心地回头一看，猛见有一道黑影闪过。第二天一大早，夏理逊来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才知道昨天夜里，一帮不明身份的人，已把他所有的医疗设备和物品全部抢走了，只留下一片狼藉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夏理逊!小心你的狗命!”夏理逊清楚地知道，这一定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指使汉奸走狗干的。
新四军-知道此事后，为了保证夏理逊这位国际朋友的人身安全，要求他去香港避一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夏理逊离开了中国大陆。在香港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并任少校医务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夏理逊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感，又回到了上海。并在上海主动加入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出任卫生组医务官。他不遗余力地帮助解放区发展医疗事业，改善解放区缺医少药的状况。配合中国福利基金会、红十字会、解放区救济总会等单位，开展对解放区的医疗救济工作。
抗战胜利后，联合国给中国陆续运来了大批救济物资。但由于受到正积极准备内战的国民党政府的强烈阻挠和美国政府的无理干预，救济物资的98%都送给了蒋介石政权，而英勇抗日、同样遭受严重战争灾害的解放区人民只能得到2%。这种极不公平的分配，引起解放区军民的强烈 。富有正义感的夏理逊等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官员也联名提出 ，并据理力争，要求把一部分救济物资运到解放区。
1946年3月，夏理逊大夫把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争取的数千吨救济物资，装上登陆艇，并决定亲自押送。从上海起航运到山东渤海湾的一个港口——杨角沟港口，再由此将物资转运到解放区。此次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秘密护送共产党的一些干部和投奔解放区的80多名热血青年学生。
初春的海面上，迎面吹来的阵阵海风，携带着严冬未尽的寒意，掀起了一道道浪涌。而开足马力，轰鸣疾驶的登陆艇，劈波斩浪，甩下一道长长的白色浪花，向目的地不停地进发。当船行至渤海湾时，船舱里的夏理逊和几位中共党员，正在盘算着到港口后的行动计划，突然，前方有两艘国民党军巡逻艇迎面扑来，并命令夏理逊他们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巡逻艇堵住了登陆艇的去路，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船上的气氛刹时紧张起来，此时夏理逊心里，也不由自主地一阵发紧。在这千钧一发时刻，中共干部和学生一齐把目光投向夏理逊。沉思中的夏理逊突然说：“快!快把你们上船时带的外国葡萄酒拿出一百瓶，随我给船长大副和水手们送去。”一番工作后，夏理逊十分沉着地向大家说：“先生们，不要怕，我和船长去对付他们，他们要是盘查你们，你们就说是我的雇员。”说罢，他与船长会意地点一点头，毅然走出船舱。
两艘巡逻艇，一艘横堵在登陆艇的前方，一艘从一侧靠上陆登艇。巡逻艇的甲板上站满了国民党军士兵，他们一个个端着乌黑发亮的 ，虎视眈眈地注视着登陆艇上面的动向，一个军官野蛮地吼着，要夏理逊他们接受检查。
夏理逊从船舱走出来，他手持军棍，威风凛凛，面对国民党官兵的枪口，理直气壮地说：“这船是‘-’雇来运送救济物资的，船上的人除‘-’的雇员外没有其他人。”那军官一看，船上站的是个身穿美国军服的外国人，威风一下子减去了许多，也不敢轻易登船检查，他站在巡逻艇上，左右察看，觉得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只好悻悻离去。
当船平安抵达杨角沟港口后，迅速地按计划把救济物资分送到各个解放区。而后，夏理逊来到北平。在北平的一段时间里，他日夜不停地多方奔走，很快争取到了280箱医疗物资。1946年8月31日，夏理逊将这批物资装上了火车，由北平押运到解放区邯郸去。军调部派中共代表王荫圃(军调部翻译科长)一同前往。夏理逊见到了他，高兴地与他紧紧拥抱，说：“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火车当晚抵达石家庄，到石家庄后，不仅要调换火车头，更麻烦的是，要继续南下邯郸，必须经过国民党军队将领罗历戎的批准。
翌日，夏理逊来到罗历戎的军部，一位值班军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向他说明来意后，那军官拿起了电话筒，一会儿，那军官放了电话，一扫先前的热情说：“请你明天再来吧，今天罗军长不在。”
9月2日，夏理逊又来到罗将军的军部，又是以罗军长今天没时间接见而推托。一连两天吃了闭门羹的夏理逊，心情十分急躁，王荫圃见状安慰他说：“国民党的官员都是这样，办任何事情，你都是拉关系，托门子，送礼物。你放心吧，明天我来想办法。”
到了第二天，夏理逊果然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见到了罗历戎。并在罗的军部里召开了通行资格审查会议。会上，国民党少将何秉汉、美国中尉法雷等，一致对夏理逊进行刁难性盘查， 味非常浓烈，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没有结果。夏理逊想，这样拖下去，很难把药品送到目的地。他从公文包的最里层，取出一封外表精致的打字信。
这封信，是夏理逊以前到解放区访问用的副本，信的内容是：介绍夏理逊本人的身份、工作性质、到达的目的等。事有凑巧，这封信的目的地也是邯郸。信最后落款打印着国民党长官罗晓的名字。夏理逊在这次押运物资出发前，为预防途中不测，特对此信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处理后的信件，活像这次行动的一把“尚方宝剑”。
夏理逊取出这封信，双手捧着介绍说：“这是我临出发前，罗晓将军给我的介绍信，请大家过目。”罗历戎他们接过信，互相传阅后，忙带抱歉的口气说：“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哈，哈，哈，真对不起，我马上给你发通行证。”
9月4日，当医药物资运到元氏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难民营时，当地警备司令部的一个队长带着一帮人，前来要求检查所有的证件，且要坚持打开所有的装救济的物资的箱子，对照清单，进行一一检查，夏理逊提出强烈 也无济于事。
那个队长刁钻地说：“那好哇，不让检查，就是有禁运物品，有禁运物品么，这些物资就得统统没收!”并说：“这是上级的命令。”
夏理逊心里想，反正这些箱子里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就让他们检查，之后看他们还有啥花招。
那些官兵打开箱子，粗暴地胡乱翻腾了一通。突然，那队长恶狠狠地说：“这里有禁运物品，统统没收!”夏理逊知道是故意刁难，理直气壮地质问：“有什么禁运物品?!”那队长阴阳怪气地说：“看!这不是军用 吗?”此时，难民营的难民们，当地的百姓，好奇看热闹的，有正义感的群众，刹时间围了上来，夏理逊抓住这个时机，一方面向大家展示，那不是 ，那是-物品的绳索，一方面严厉正告那些官兵：“这些物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也是通过国民党长官罗将军(指罗晓，也指罗历戎)特批运送的，如果你们肆意刁难，图谋不轨，出了问题，你是要负责任的!”这时，中共代表王荫圃等人也冲到前面，为夏理逊助威。
混乱中，王荫圃小声对夏理逊说：“国民党官兵最怕外国人，他们不讲理，你就打他们。”气急中的夏理逊听了这话，果然举起手里的军棍打了起来。嘿!这招还真灵，那些国民党官兵，为逃避棍棒之苦，个个抱头鼠窜了。
在这之后，夏理逊想，以后的路程上还会遭受什么样的刁难，他们会不会化装成难民或者老百姓，对救济物资一抢了之等等。夏理逊和王荫圃进行了全面分析后认为，国民党官兵为了达到其目的，什么样的卑鄙手段都会使的。为了预防不测，他们星夜来到中 队驻扎的一个叫富晋的村庄。这里是中共驻军的一个团部所在地，他们和团长一起筹划，决定用大马车把救济物资抢运出来。并在每辆马车上派两名强壮的士兵，装扮成车夫。再派一个连的兵力在解放区的警戒线内等待接应。
第二天凌晨，每五辆一组的27辆马车，佯装到市场赶早集的样子，悄悄地进入了难民营。难民营的难民们，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宣传，早知道了这些物资是运到解放区的，就主动帮助装车。280箱物品不到一小时就装完了。谁知，一走出元氏，一队国民党官兵就在后边追赶上来。“站住——，不站住就开枪啦——，快追呀——追上有重赏呀——”“叭!叭!叭!嗒嗒嗒”刹那时，人喊声、步枪声、机枪声，响成一片。“前边就是共产党管辖的地带!快!快!”夏理逊急促地指挥着车队。“只要再向前一公里就安全了。”“车夫们”挥舞着马鞭，催着马飞也似的奔跑。
中 队阵地上，连长向大家命令道：“同志们!敌人胆敢越过警戒线，我们就坚决地消灭他们!”士兵们，个个子弹上膛，严阵以待。
国民党军追赶的枪声越打越猛，运送物资的车队越跑越快，就在国民党军快要追上的时候，车队迅速冲过了警戒线……
9月6日，天气突变，阴雨绵绵，道路泥泞，路人难行，满载药品的、“原始式”的木轮马车更是前进维艰。此时，夏理逊心里想的是，要克服一切困难，尽快赶到目的地。
从邯郸赶来迎接的一辆大卡车到了，这时夏理逊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当他们前进到离邢台大约50公里处，卡车在一条大河中“抛锚”了。他们使用了三匹骡马、六头牛也未能将卡车拖出来。只好把卡车上的物资涉水背到对岸。
恶劣的天气和交通运输的困难，并没能阻止夏理逊他们前进的决心。卡车坏了换马车，道路狭窄，大车不行换两轮小车。就这样，他们不顾艰辛，克服重重困难。于9月9日终于到达目的地邯郸。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薄一波接见了夏理逊大夫。他指着运来的医疗物资兴奋地说：“刘邓大军就要南下，正需要医药物资，你们送来这些物资，给我们解决了一些困难，你们真是我们的活财神啊!”夏理逊大夫谦虚地说：“这是你们应得到的救济物资，不是我的力量。”后来，邓小平见到夏理逊和大批医药器材时，风趣地对夏理逊说：“这些箱子是替我们打胜仗的箱子。”
夏理逊在护运救济物资到解放区后，对解放区有了更多的了解，使其真正受到了鼓舞。他在解放区行走着，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无私的帮助。解放区的那种官兵一致，情同手足的情景，使他感慨万千。尽管解放区的生活还非常苦，但百姓家夜不闭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歌声四起，笑脸相迎，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使他觉得如入家门，感到无比的幸福。一天，在欢迎他的宴会上，他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满怀深情地说：“我们来到中共解放区，算是到了一个真正的伊甸园。广阔的平原无边无际，树上果实累累，庄稼一片翠绿，一路望去，花花绿绿，甚是好看。你们官兵平等，军民一家，还有儿童、姑娘和妇女们的歌声、四处飘扬。到处是一片知足长乐，繁盛兴旺的景象……”
在一个秋高气爽、明月朗照的晚上，夏理逊来到薄一波的住处，悄悄地说：“两个月后，我要送更多的医药和医疗器材来，以改善解放区缺医少药的状况。”“谢谢你，我代表解放区军民感谢你!”薄一波异常激动。最后，夏理逊紧紧握着薄一波的手说：“我不但要争取运送更多的救济物资来，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成为你们大家庭的一员，以个人的名义来为人民服务。因为，我在上海、南京、重庆没有看到中国的前途，在解放区才真正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夏理逊大夫回到上海，将加拿大红十字会、加拿大妇女联合会、美国红十字会、中国福利基金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解放区救济总会等单位捐赠提供的大量医疗物资和40吨纺织品接收后，妥善存放在上海车站的一号仓库里，并不时地看护监守。
自从国共《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蒋介石先后在全国中 事力量相对薄弱地区制造并挑起多起事端。1946年夏，蒋介石自认为，对 开战，一举消 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他不顾全国人民、国民党左派以及包括美国政府左派势力在内的坚决反对，迫不及待地拉响全面内战的导火线。疯狂地在中原地区、东北地区等，对中 队发起一次次的进攻。然而，中 队在战术上，并不与蒋介石进行一城一地之争，而是从战略上，舆论上置蒋介石以被动的境地，致使他不得不打打停停。在这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当时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的宋庆龄，对存放在国统区上海的救济物资非常担心，她想尽快将这批物资送到解放区，让谁去完成这项艰苦的任务呢?她想到了夏理逊大夫。
1946年12月4日，夏理逊受宋庆龄的委托，将加拿大红十字会等单位捐赠提供的这批物资分别装在三个火车皮里，从上海运抵解放区邯郸等地。临出发前，宋庆龄为体现完成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亲自到车站为夏理逊送行。她握着他的双手，深情凝重地说：“解放区的伤病员急需这批物资，那里的军民盼望你早日、安全、顺利到达，拜托了……”宋庆龄的一番话，使夏理逊感动得热泪盈眶。德高望重的宋庆龄女士，把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自己，这是对自己莫大的信任啊!“宋主席，您放心，我一定完成好这项任务!”夏理逊坚定地回答。
12月5日，火车抵达南京，车在南京被无端的甩在南京郊区的一个货车站的侧线上，一停就是四天，于9日晚7时才过江到了浦口。10日凌晨3时到徐州后，又被抛在离车站二公里的侧线上，再一次被滞留了四天。14日凌晨1点离开徐州不久，便在一个小站停下。
随夏理逊执行这次押运任务的还有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王乃和先生。火车头从小站开走后，装有救济物质的车皮，被孤伶伶地甩在小站侧线上。夏理逊和王乃和一起来到车站站长室。
“站长先生，我们的车皮为什么会停到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发车?”夏理逊问。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是按命令行事，其它的事情我也不清楚。”站长为难地回答。
下午，夏理逊又来到站长室，要求站长接通他上级的电话。电话通了，夏理逊接过话筒，严厉地说：“我们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我们的一切行动，是享有特权的，你们无端的扣留我们运送救济物资的车皮，是对我们权益的侵犯……”对方的话筒里传来：“对不起，现在是非常时期，铁路运输不正常，如火车头、火车驾驶员等都很缺少，请你们耐心等着吧。”
“为什么你们国控区运送救济物质的车皮在不停奔跑，而我们给解放区的车皮就没有火车头了呢?”夏理逊气愤地质问。而对方的话筒里再也没有声音了。
这个小站，座落在一个乡村的旁边。整个车站只有几间破烂不堪的房子，在离这些破房子几十米的地方，有一个用荆笆和草席搭起的破棚子，车站的工作人员，就在这棚子里做饭吃。他们没有伙夫，各做各的。夏理逊他们也只能在这里做饭。因为，这里是这个车站乃至这个村庄惟一的“食堂”或“饭店”。这里根本没有饮用水，他们平时也只能煮沟里的水喝。这条沟和厕所相连，里边的水又脏又臭。
在南京被扣留期间，夏理逊遇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个同事。他叫维克·法迪夫，是苏联人，也在执行救济物资押运任务。他的一个车皮和夏理逊的三个车皮，一同被扣留在这个小站。他们都是外国人，生活习惯上都爱吃些奶酪、面包，爱喝些葡萄酒什么的。而这些食品在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农村乃至小城镇，是很难买到的。所以，他们每次执行任务出发前，都为自己多准备些，以备途中享用。而这一次，由于时间拖得太长，他们自带的食品几乎全部吃光了，也只能在沿途各车站买食品吃。但在这地方，什么都没有，他们只好到乡村去求购。一天，夏理逊和维克·法迪夫一起，跑了几个村庄，才买到几个小得可怜的鸡蛋。当夏理逊回到自己住宿的车厢，看到的只是一片狼藉。他的被子、毯子、皮靴等，全都被偷走了。
一连几天的大风雪，还在下着。大风挟带着雪片，从门缝里钻进去，使车里的物品披上厚厚的银装。看上去，车皮里的积雪比野外还多。夏理逊每天晚上进车厢休息时，总是先在有限的范围内打扫一遍。此前，他还有被子、毯子防寒。而今他只能利用一些救济物品(纺织品)和衣躺下。半夜里，他常常被冻醒。几天过去，他的脸和手脚都冻肿了、冻裂了，他的一只大脚趾开始变黑，痛得几乎不能走路。
夏理逊躺在车厢里，由于寒冷使他本能地蜷缩成一团。他睡不着，在想办法摆脱困境。忽然，他想起王乃和曾说过，他有个朋友在徐州供职，何不托他帮忙，给开封的威斯特先生拍一个电报，求得帮助。想到这里，他一阵兴奋，天不亮就来到王乃和的住处。王乃和也很赞成。于是，夏理逊立即书写电文。
第二天，夏理逊又找到王乃和。王说：“昨天已交过路的火车司机送去。有人带来口信说电报已发过。”可是，那封电报始终没有抵达目的地。
就这样，58岁的夏理逊大夫被困在一个既缺少食物，又无衣被取暖；既无解决困难的有效办法，又无法与外地取得联系的偏僻乡村小站，在极度义愤、饥饿、严寒、病痛交加的痛苦中煎熬着，等待着。
9月18日上午10时，站长终于跑来传达上级的命令，告诉夏理逊他们：“大约还有一小时准备发车!”
一列客货混编的火车进站了，尽管站长有许多帮手，但好心的他还亲自拿起信号来回奔忙，指挥调车。最后他把车头派到列车的后面，挂上夏理逊押运的车皮。列车终于从小站出发了，9月19日晚10时抵达开封。夏理逊双脚冻烂，发起了高烧，他在开封的朋友和同事们，有的劝他先回上海治病，有的提议将他运来的物资接管起来，移作它用。夏理逊回想起临行前宋庆龄主席的重托，想起解放区军民缺医少药的悲惨局面，坚定地回答：“我许诺过两个月把医疗物资运到邯郸，他们在那里迫切地等待着，我就是死在解放区也是幸福的!”
1947年1月7日，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其他同事的帮助下，夏理逊大夫不顾自己身体的极度虚弱和病痛，带着13辆卡车组成的运输队，装载着全部物资，马不停蹄地奔赴邯郸。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阻截和飞机轰炸，他们改走狭窄的乡村小路。天寒地冻，更增加了行程的艰辛。饿了，啃一点自带的干粮；渴了，喝一点路边的雪水。夏理逊的双脚冻伤，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已无法穿鞋走路，他用纱布包扎后，在同事的搀扶下前进。1947年1月9日晚，到达了山东张秋(国际和平医院张秋分院所在地)。
连日长途跋涉的劳顿，使夏理逊大夫病情加剧，当晚高烧不止，终于躺倒在病床上，呓语中他还喃喃地说着：“快点呀!病人等待着药品，我应允的事，一定要实现诺言呀!”
就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夜里，即1947年1月10日凌晨3时许，伟大的国际和平战士、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加拿大人民的优秀儿子夏理逊停止了呼吸，时年59岁。
1月12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纪念夏理逊大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会上宣布将邯郸国际和平医院命名为夏理逊国际和平医院。1月16日，夏理逊大夫的遗体运回开封，安葬在医院前街的一所学校花园里。2月7日，夏理逊大夫的生前友好和解放区救济总会，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追悼会，宋庆龄含悲出席。
1987年12月20日，中国福利会、河南省人民政府、开封市人民政府，在开封市烈士陵园内为夏理逊大夫重新建墓立碑，将其遗骨移到烈士陵园内。“夏理逊大夫纪念碑”、“夏理逊大夫之墓”分别由邓小平和薄一波亲笔题写。
伟大的国际和平战士夏理逊大夫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焦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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