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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英


[公元1902年-1947年]

杨秀英,1902年冬出生于北京市通县东南前北营村的一个农民家里。1914年,母亲病逝后,秀英就用她那瘦弱、单薄的肩膀,为父亲分担生活的重担,艰难地拉扯着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一年,她才12岁。

两年以后,仅仅为了减少一张嘴的吃喝,父亲忍痛把她嫁到了小甘棠村的梁家。

1944年,小甘棠村的人民终于有了出头之日。8月,中国共产党通县一区区委工作组来到这里开辟工作,相继建立了村政权、农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支前等各项工作。杨秀英,这个苦水里泡大的贫农女儿就立即成了党所信赖的积极分子。她从早到晚旋风般地忙碌着:串联群众投入抗日斗争,秘密搜集敌伪情报,给八路军送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的春天,小甘棠村的农会、妇救会正式成立,杨秀英担任妇救会长。

党的各项工作的进行,斗争形势的发展,使杨秀英的朴素感情逐渐上升为高度的阶级觉悟。而斗争生活的锻炼又把她变得更加成熟。就这样,在党组织的不断培养教育下,她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她已不再是一个仅仅为自家或本村乡亲们奔走的妇女了,而逐渐成长为一位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誓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战士了。担任妇救会主任不久,1945年6月,她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入党以后,杨秀英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立即投入了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工作。她出席党召开的会议,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组织妇女们进一步做好支前工作。她及时地完成党布置的各项任务,很好地配合了其他方面工作的开展,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斗争的形势愈加复杂。很多原来的日伪人员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走狗。特别是杨秀英所在的地区是属于根据地的边缘,时常受到地主还乡团和土匪的袭击和骚扰。斗争的残酷吓不倒杨秀英,为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在党的领导下,她积极领导群众进行土改反霸的斗争。特别是在当时群众还有顾虑的情况下,她每天和党支部的同志们一起到群众家里进行艰苦的说服动员工作,消除了乡亲们的顾虑,提高了大家的阶级觉悟,并先后打击了克扣群众粮食的反动富农,又领导大家斗争了恶霸地主陈国治、赵世春等人,使土改工作顺利地进行。

然而,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正当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开展时,那个被斗争过的恶霸地主、原日伪新民会主任陈国治逃到了通州,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充当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为了进行-倒算,他组织了壮丁队等反动武装,与国民党的自卫队勾结在一起,在小甘棠村修起了炮楼,对当地的人民群众进行疯狂的镇压。1946年七八月间,先后将刚成立的农会主任和副村长杀害,并扬言决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气焰极其嚣张。

面对敌人的屠刀,杨秀英没有动摇、退缩。党组织、村政权遭到敌人破坏后,她毅然担起了组织群众全面开展工作的重任。针对当时该地区敌我双方拉锯的特点,她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斗争方式,巧妙地躲开了敌人的搜捕。为了继续给人民军队输送军鞋、军袜等物资,她一方面动员有亲朋在城里的群众从城里买布,用把布缠在身上或者做成被子的办法送回;另一方面在村里秘密组织许多妇女在两三天内赶制出来,然后利用卖菜、串家的机会。把军鞋等送到指定的地点,及时支援了前线的战斗。

1947年农历7月22日上午,驻通州的国民党自卫队、壮丁队等百余匪徒,在匪大队长崔林山率领下,突然包围了小甘棠村。匪徒们事先派了两名特务把杨秀英抓捕到村中的大庙里,又胁迫未及逃出的四五十名群众到庙里开会。杨秀英明白敌人这次来决不会善罢干休,她看到新任村长、农会主任及部分党员干部都在人群中,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她在片刻之间已下定了牺牲个人以保护村中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决心。这时候,匪首一面持枪强迫群众挖埋人的坑,一面对杨秀英进行审问:

“你是共产党、妇女主任?”

只见她昂首挺胸,十分镇定而有力地回答说:

“是我!”

“农会主任是谁?”

“是我!”她回答得更坚决。

“村长是谁?”

“是我!”

“谁给八路军送粮、送鞋、送东西?”

“也是我!”仍然是斩钉截铁地回答。

匪首不死心,对杨秀英说:

“只要你招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干部,就放了你。”

“党员、干部就我一个人。”

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崔林山气得脸色发青,浑身发抖,急忙下令把杨秀英活埋了。杨秀英壮烈牺牲了。小甘棠村人人悲痛,个个落泪。乡亲们说:“秀英死得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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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公元1947年)去世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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