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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喜扎拉僧

[公元1922年－1946年]

业喜扎拉僧，蒙古族，汉名李广志，1922年生于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他少年时期聪明好学，在学校读书时，勤奋刻苦，成绩优秀。13岁时，因染上天花疾病，落了一脸麻子。他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损伤，但志气未减，仍然进取好学，少年立志。

1936年，业喜扎拉僧考入伪满白城子铁路学校，毕业后留校做教学工作。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对东北各族人民实行-和残酷剥削之际，-仇和民族恨强烈地冲击着这个热血青年。他觉得，教书育人虽然重要，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必须走出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他结识了当时在蒙古族青年中很有威望的上层人士哈丰阿和阿斯根，受到他们进步思想的影响，加深热爱民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认识。1939年，经哈丰阿介绍，他到西蒙部队乌力吉敖其尔处做日语翻译兼秘书工作，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在军队里，他作风正派，有民族正义感，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深恶痛绝。在乌力吉敖其尔的领导下，他在西蒙军队和军校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由于他思想进步，有组织能力和指挥才能，1946年3月，任东蒙自治军骑兵第四师参谋长。“四三”会议之后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任蒙汉联军第二支队参谋长。

1946年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通辽县和开鲁县。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为了彻底消灭敌人，主动向老北山根据地作战略转移。这时，内蒙古自治军之一部，在鄂尔登格的控制下与土匪塔尔巴-同流合污，企图投顺国民党。内蒙古自治军司令部为了配合东北联军在东北战场的对敌攻势，命令鄂尔登格从天山一线对进犯通辽、开鲁的敌人发起侧翼进攻，鄂尔登格拒不执行命令，按兵不动。在这关键时刻，业喜扎拉僧果断决定要亲自前去鄂部说服和动员。司令部-考虑到鄂尔登格有叛变之意，此去危险，成功把握不大，就对他说：“不去也罢，他若真的叛变投敌，回头再算账!”业喜扎拉僧坚持说：“再危险，我也要去!如果把他们教育过来，岂不是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壮大了我们自己!”-觉得业喜扎拉僧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同意他前去做说服工作，并嘱咐他说：“要机警，不管说服成功与否，也要设法回来!”“是!”业喜扎拉僧带领四名警卫员告别-，出发了。

11月30日，业喜扎拉僧一行到达阿鲁科尔沁旗时，天色已晚，鄂尔登格将他们迎了进去。一进屋，业喜扎拉僧看见塔尔巴-也在场，就感到事态复杂了。坐定后，业喜扎拉僧就质问鄂尔登格为什么不执行上级命令?进而要求其对国民党发起进攻。可是，鄂尔登格和塔尔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死心塌地投顺国民党，并劝说业喜扎拉僧也留下来一起投靠国民党，说：“老弟，跟我们一起投靠国民党升官发财去吧，别跟共产党遭那洋罪了……”业喜扎拉僧一听怒火满胸说道：“不!我不会背叛革命，去投降敌人。升官发财我不要，遭那‘洋罪’我情愿!我提醒你们，要认清形势，国民党军队貌似强大，但已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包围了，东北战场已成败局，我军已-了蒋军的海、陆退路，只等瓮中捉鳖。我军已准备大-了，希望你们三思，不要跟国民党跑，不要与共产党为敌，否则，将自取灭亡!”

鄂尔登格一看业喜扎拉僧坚如磐石，劝降不能，就转了转眼珠，假意陪笑地说：“老弟别火，等我们商量一下，稍后答复你。”说完就与塔尔巴-退入后室。几分钟后二人出来了。鄂尔登格说：“哈，我们合计了一下，还是老弟有远见，我们听你的，还是跟着共产党走，明早就行动。现在咱们喜庆一番。”说完，就吩咐摆宴。

业喜扎拉僧心中高兴，庆幸自己没有白费口舌，达到了“劝服”之目的。可是，他太年轻了，缺乏斗争经验，忘记了-临行时的“要机警”的嘱咐，未识破敌人的阴险嘴脸。他在鄂、塔二人的热情劝酒情况下，多喝了几杯。鄂尔登格认为时机已到，就命令手下将业喜扎拉僧-起来。同时，四名警卫员当场被杀害。

业喜扎拉僧知道上了当，就义正词严地痛斥匪徒，任凭鄂、塔二匪施展种种手段，他英勇不屈，嗤之以鼻。

内蒙古自治军司令部-待业喜扎拉僧走了两天仍不见回音，感到形势不妙，立即决定对鄂、塔二匪出击。两军在天山、开鲁之间的草原上周旋了一个星期。

鄂、塔二匪想劝业喜扎拉僧一同投降国民党，是得了一个有才之人；若实在劝不了，就将他献给国民党做个见面礼，也算是大功一件。所以，他们到处流窜，找机会与国民党接头，但我军又不给他们机会。这期间，他们未停止对业喜扎拉僧的劝降，结果每次得到的只是痛骂。

12月7日，业喜扎拉僧被叛匪带到当时国民党盘踞的开鲁县，进行严刑拷打。但他宁死不屈，痛骂鄂、塔是“-奴，民族的败类”。

8日，敌人使尽了软硬手段仍未得逞，就枪杀了业喜扎拉僧。业喜扎拉僧为了内蒙古自治运动，为全中国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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