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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玑


[公元1872年-1928年]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山西赵城(今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三十二年(1906)后,曾在陕西韩城兴平临潼长安等县任知县。所到之地,均有政声。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国同盟会,西安光复的第三天,受命组织民政府于咸宁县署。10月29日,民政府与参谋处合并为总务府,张与王锡侯共同主持总务府下的铨叙局。共和建立,辞归太原,任山西省军政府财政司司长,1912年12月曾署理民政长。1913年初令他正式担任山西省民政长,他弃印不就而去西安,被推举为陕西省军政府顾问。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一方面借南方革命党的势力威逼清朝皇帝退位,一方面又挟北方势力向南方讨价还价,不惜集重兵向革命党领导的军队发动进攻。在1911年12月18日开始的南北和议中,袁氏不时玩弄阴谋,并攻击陕西、山西两省的革命党人为“群盗”,叫嚷“-群盗,不在和议条款之列”。张致袁世凯:“执事谓-群盗,瑞玑不敢辩,然奉执事令征群盗者,害且百倍于盗。执事视其焚掠不禁,是残民也;逆天下之心,是树敌也;避南军之锋,专攻-,是示怯也;朝议停战,夕谋进攻,是背盟也。残民不仁,树敌不智,示怯不勇,背盟不信,-之人,固将有以待执事也。”当张得知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时,再次致书袁世凯谓:“大总统者,国民之所同推,非一方所得私举。孙公人望所归,故天下共举之,又安能以其位私授予人?”然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革命党内部妥协势力的夹攻下,孙中山于19 12年4月1日正式宣告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袁氏统治中国四年,坏事干尽,终于“积恶成疾,一命归阴”。张在庆幸之余,以辛辣的笔锋,写了《祭袁世凯文》,内称:“汝今死也!恶贯满盈,皇梦不成。民穷财尽,乞美求日,未得其逞。花招骗世,知者齿冷。积恶成疾,一命归阴。衣冠羽化,面目狰狞。噫嘻!早死一年,香臭难分。今日物化,盖棺论定。呜呼哀哉!……若在中华征民意,死尔万千谁挽留?”

袁世凯生前为建立个人-的总统集权制政治体制,于1914年1月10日解散了国会。同年3月,他又收买60名议员召开约法会议,建立御用“造法机关”,通过与《民国临时约法》相对抗的所谓“新约法”。张与一些正直人士没有被列入约法会议之列。后来曹锟贿选总统,贿议员每人5000元,张亦没有接受。

1916年8月张曾以画像词自况:“汝今年四十有五,汝无事无时不与世人相龃龉。人新汝腐,人今汝古。人智汝鲁,人通汝堵。……汝不自悛,而犹自怙。经史贮汝肠,曲蘖撑汝肚。汝诗野而狂,汝文怪而怒。汝穷无聊赖,而不屑与人为伍。三十年后,世界不复有汝矣。嗟乎!汝又何苦?”

1918年,张以国会议员常驻北京。次年2月,参加上海和会的南北双方代表商定,派张赴陕西划界停战。当时,北洋政府派出的直奉军和晋军、甘军、川军数万人,伙同镇嵩军刘镇华部,正援助陈树藩在关中围攻靖国军。靖国军闻知张来陕主持划界停战,无不殷切盼望。然张却“迟迟没有成行。后在各方催促下,才于3月12日动身赴陕,3月22日到达西安。是时陈树藩的‘八省联军’已取得很大进展,气焰嚣张,没有妥协诚意,对靖国军提出的恢复第一次停战令(指1918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颁发的前方军队停战罢兵令--编者注)后的防地和撤走围攻乾县的北方军的主张不予理睬,仍诬坚守乾县之靖国军为土匪。张瑞玑受陈笼络,偏袒北方,在他拍发的电报中亦有隐称靖国军全是‘土匪’的话语。张瑞玑的言行引起了陕西靖国军的极大愤慨,于右任总司令通告各方严予驳斥,并在致张书中有‘闻执事将去矣,长安市上古物字画,为之腾贵’之语,揭露张瑞玑接受陈树藩贿赂的丑行,张不得不怏怏而去”(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陕西靖国军综述》,载《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此后,张隐居长安闭门读书,绝意世事不复问政。1928年1月6日病逝。著有《谁园集》,收诗、文各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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