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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森

[公元1900年－1949年]

周福森，原名锦霄，乳名周锐，又名福深，1900年8月出生于广西贵县达开乡六屈村那帮屯。兄弟四人，其排行最小。16岁帮人看牛，18岁到财主家打长工，无法进学堂读书，只读两年私塾。周福森自幼性格刚强，富于正义感，对社会上为富不仁、穷人受欺负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他看在眼里，恨在心底，暗中决心要为穷人争气。为了寻找生活出路和图谋创业的机会，1927年他毅然背井离乡，到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当兵。经过在部队里各方面的学习和锻炼，见识渐广，学到不少文化知识，特别是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爱国救民的观念日益加深。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领导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1933年周福森参加李济深、蔡廷锴等发动的反对蒋介石、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的“福建事变”。作为军人，周福森深感有一种为民族的解放效力的责任。在对日作战中，他冲锋在前，杀敌勇敢，屡建奇功，因此从一个普通士兵荣升为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务。

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致使上海、南京失守。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中国痛失半壁山河。周福森此时此际无时不在怀念着灾难深重的家乡。为了救国救民，他愤然离开部队，先到广东寻谋出路。在广东，他与一位情投意合的女子结为夫妻。

1940年初，他携妻带子返回故乡重建家园，企盼过上好日子并能找到革命同人。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当时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广西反动派当局，为挽救他们将要失败的局势，到处抓丁拉夫，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闹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鸡犬不宁。穷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周福森，被逼借财主的0和租种地主的田地度日。逼于无奈，他只好把当兵时保存下来的一支手枪变卖给本村地主周共才，得到本钱后做了几年牛贩生意，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1944年冬，日军侵略广西，路经中里、达开两乡时，周福森与当地爱国人士和乡亲们积极抗击日本侵略军。

1946年6月，中共党员廖联原受党组织的派遣从延安回到家乡，以达开乡为革命据点，领导贵县、武宣、来宾、桂平四县边界的穷苦人民开展武装斗争，搞革命闹翻身解放。周福森如鱼得水，活跃异常，积极参加贫雇农会和“反三征”小组，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11月，他组织本村青年人，对本乡的大地主周仰之、周瑞延开展减租减息和抗租抗债斗争，均取得胜利。他成为反“三征”的骨干，在群众中逐渐树立了威信。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廖联原根据上级的“在敌占区发展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保护群众利益”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地斗争实际，经过一年多的发动、组织，在原来贫雇小组、反“三征”小组和武装小组的基础上，于1947年9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开纵队并举行了中秋起义。周福森带领了本村七名青年参加了起义，他任司令部直属中队长，直接参加了攻打达开、中里、桐岭、新隆等乡的战斗。在河鄱村保卫战中，第四、第十支队和全村群众200余人，经过几天的战斗，打退了敌人数十次的冲锋。敌并不死心，又以重兵围攻，日夜袭击。第四支队奉命掩护群众撤退，周福森带领十多名战士与第十支队继续坚持把守阵地，这时我部的子弹越打越少，有些队员要求强行突围。周福森凭着在上海等地抗击日军的作战经验，沉着地和第十支队的同志研究作战部署，调整兵力，同时对同志们耐心地教育，要他们坚持战斗，不能撤退，并要节约子弹。在他和第十支队的领导同志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的六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10多名。为了迷惑敌人，他又组织守村的战士和民兵把村里几只牛皮大鼓搬来。他们敲锣打鼓，枪声炮声鼓声响遍全村，敌人不知我们的实力，不敢靠近村边。周福森还带领十多名战士牵制了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司令部则组织力量反包围河鄱之敌，击溃了敌人。周福森就是这样率领战士们奔走在战斗的最前线，跟随部队转战于郁江南北，北山内外。

敌人虽然受到游击队的沉重打击，但他们调兵遣将，由伪省保安副司令莫树杰亲临指挥督战，对我游击区实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式的“三光”政策。1948年初，司令部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散隐蔽活动，坚持斗争。他一面保持与上级联系，一面深入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阶级兄弟亲如骨肉，对敌人则怀着深仇大恨。有一次，他在本村召开农会骨干会议，同村同族有个坚持反动立场的旧知识分子，他怀疑革命，反对农会组织，偷偷摸摸到会场外窥探。周福森发现后厉声训斥：“二哥，你要参加我们的会请进里面来，别鬼鬼祟祟在外面探听，要是村里出了什么事，就别怪我这家伙(指手枪)不让人!”说得那人灰溜溜走了。平时他善于做各阶层人士的-工作，注意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狠狠地打击敌人。通过他多次给本村的地主周共才做思想工作，动员他支持革命，结果周共才被他的革命道理说服了，表示同情革命，把那支手枪无偿地献给游击队，并暗中供给粮食，支持革命。

周福森此时已稍有名气，敌人到处通缉他并施行那种“有亲及亲，无亲及邻”的惯用株连手法。为了避免敌人对家属下毒手，周福森叫妻子暂时转移到亲戚家里住，把15岁的独生子周东生带出去跟他打游击。对村里群众的安全，他十分关心，经常对群众说，村里有了什么事，敌人要找共党分子，你们就说是周福森干的，因为我已经公开了。因此当地的土豪劣绅、地主更加恨他。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也恨之入骨，曾这样悬赏通缉：谁捉到周福森，奖励一万斤谷!他就是这样以关心别人的安全为己任，对自己的生命危险却置之度外。

1948年5月，副司令韦志龙以贵县、武宜县30多人组织一支武工队，周福森任副队长。这年10月和次年7月，司令部分别在那各山和白花山举办两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周福森都参加。由于他当过兵，懂得军事知识，在训练班里，他主动给战士们讲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射击要领以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消灭敌人的办法，使大家领会和掌握知识，大大地增强了战斗力。为巩固老区，发展新区，扩大武装力量，1949年春他和韦志龙率领一支武装小分队来到宾县南泗、双从等乡活动，他把儿子也带去当通讯员。他到新区后，一面发动群众，发展武装组织，一面寻找机会打击敌人，为后来来宾县建立县武装大队打下了基础。

在游击战争的艰苦日子里，周福森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平时穿的仅有两套换洗的土布单衣，一床破旧的棉毯还要同16岁的儿子共睡，一只针缝的土布挎包内经常装着油印的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小本子以及一只竹制成的饭盒。战士们都开玩笑说：你这个团级干部穷得丁当响。他却乐呵呵地拍着布袋说：“我有家财万贯哩”。有一次，部队转到来宾县活动，时值青黄不接，群众生活非常艰苦，却热情地捐粮送菜接待战士们，大家感动得流出热泪，部队人多，煮饭不够吃，就将大米、玉米、红薯、芋头、狗尾粟、高粱、三角麦等和菜一起混合一锅煮粥。煮熟后，颜色花花绿绿，有的生有的烂，活似八宝粥，周福森笑着打趣说：“同志们吃吧，这是巧师傅煮出的五花饭，等到革命胜利以后，不要忘记给我们吃五花饭的人民群众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欢乐共餐。生活和战斗虽然如此艰苦，但周福森总是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艰苦的岁月里，周福森对待同志总是关心备至，同舟共济，亲如兄弟。晚上行军，他总是忽前忽后，头尾照顾，不让战士掉队。上级派来一位方政委到他的部队指导工作，因身体不大好，晚上行军又人生地不熟，方政委总是跟不上队伍，周福森心里很难过，每走田埂过河流，他总是关心照顾，嘱咐他的儿子专门负责搀扶他。这位政委深受感动，在离队临走时，把一块手表留下给周福森纪念。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开纵队改名为桂中区人民解放总队，把主要活动在贵县山乡、武宣县河南区及来宾县石牙乡等地的武工队编为第十五大队，周福森任副大队长。8月，周福森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月，桂中区人民解放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中队。第十五大队改编为第十五团，周福森任副团长，全团600多人枪。他任副团长后，革命热情更高，战斗更加英勇。每逢战斗，他总是身先士卒，指挥沉着果断，足智多谋。在风门坳战斗中，我军指战员佩戴有“解放军”字样的臂章，阵容整齐，精神抖擞。第十五团向左翼展开，一面用火力猛烈打击敌人，一面开展政治攻势。敌人发现我军切断他们的去路，便作困兽犹斗，扇形展开，两挺机枪向我前沿阵地开火，“两军相逢勇者胜”。当时我军的武器远不如敌人，周福森率领战士们英勇奋战，随着冲锋号响彻云霄，地上烟尘滚滚，-声响成一片，直杀得敌军人仰马翻。不到两小时，除敌兵军长马拔萃和10多名残兵化装逃跑外，歼敌1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在这次战斗中，周福森勇猛异常。他带领战士冲上山顶，占领制高点，当他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时，不幸中弹光荣牺牲。时年50岁。

这位当年曾在蔡廷锴部下供职、在上海英勇抗击过侵华日军、在福建参加过建立反对蒋介石的人民政府的正义军人，在解放战争中毅然献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周福森烈士的英名永留史册。这位壮族人民的好儿子，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莫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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