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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森


[公元1900年-1949年]

周福森,原名锦霄,乳名周锐,又名福深,1900年8月出生于广西贵县达开乡六屈村那帮屯。兄弟四人,其排行最小。16岁帮人看牛,18岁到财主家打长工,无法进学堂读书,只读两年私塾。周福森自幼性格刚强,富于正义感,对社会上为富不仁、穷人受欺负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他看在眼里,恨在心底,暗中决心要为穷人争气。为了寻找生活出路和图谋创业的机会,1927年他毅然背井离乡,到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当兵。经过在部队里各方面的学习和锻炼,见识渐广,学到不少文化知识,特别是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爱国救民的观念日益加深。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领导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1933年周福森参加李济深、蔡廷锴等发动的反对蒋介石、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的“福建事变”。作为军人,周福森深感有一种为民族的解放效力的责任。在对日作战中,他冲锋在前,杀敌勇敢,屡建奇功,因此从一个普通士兵荣升为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务。

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致使上海、南京失守。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 之下,中国痛失半壁山河。周福森此时此际无时不在怀念着灾难深重的家乡。为了救国救民,他愤然离开部队,先到广东寻谋出路。在广东,他与一位情投意合的女子结为夫妻。

1940年初,他携妻带子返回故乡重建家园,企盼过上好日子并能找到革命同人。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当时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广西反动派当局,为挽救他们将要失败的局势,到处抓丁拉夫,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闹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鸡犬不宁。穷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周福森,被逼借财主的0和租种地主的田地度日。逼于无奈,他只好把当兵时保存下来的一支手枪变卖给本村地主周共才,得到本钱后做了几年牛贩生意,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1944年冬,日军侵略广西,路经中里、达开两乡时,周福森与当地爱国人士和乡亲们积极抗击日本侵略军。

1946年6月,中共党员廖联原受党组织的派遣从延安回到家乡,以达开乡为革命据点,领导贵县、武宣来宾桂平四县边界的穷苦人民开展武装斗争,搞革命闹翻身解放。周福森如鱼得水,活跃异常,积极参加贫雇农会和“反三征”小组,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11月,他组织本村青年人,对本乡的大地主周仰之、周瑞延开展减租减息和抗租抗债斗争,均取得胜利。他成为反“三征”的骨干,在群众中逐渐树立了威信。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廖联原根据上级的“在敌占区发展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保护群众利益”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地斗争实际,经过一年多的发动、组织,在原来贫雇小组、反“三征”小组和武装小组的基础上,于1947年9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开纵队并举行了中秋起义。周福森带领了本村七名青年参加了起义,他任司令部直属中队长,直接参加了攻打达开、中里、桐岭、新隆等乡的战斗。在河鄱村保卫战中,第四、第十支队和全村群众200余人,经过几天的战斗,打退了敌人数十次的冲锋。敌并不死心,又以重兵围攻,日夜袭击。第四支队奉命掩护群众撤退,周福森带领十多名战士与第十支队继续坚持把守阵地,这时我部的子弹越打越少,有些队员要求强行突围。周福森凭着在上海等地抗击日军的作战经验,沉着地和第十支队的同志研究作战部署,调整兵力,同时对同志们耐心地教育,要他们坚持战斗,不能撤退,并要节约子弹。在他和第十支队的领导同志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的六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10多名。为了迷惑敌人,他又组织守村的战士和民兵把村里几只牛皮大鼓搬来。他们敲锣打鼓,枪声炮声鼓声响遍全村,敌人不知我们的实力,不敢靠近村边。周福森还带领十多名战士牵制了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司令部则组织力量反包围河鄱之敌,击溃了敌人。周福森就是这样率领战士们奔走在战斗的最前线,跟随部队转战于郁江南北,北山内外。

敌人虽然受到游击队的沉重打击,但他们调兵遣将,由伪省保安副司令莫树杰亲临指挥督战,对我游击区实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式的“三光”政策。1948年初,司令部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散隐蔽活动,坚持斗争。他一面保持与上级联系,一面深入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阶级兄弟亲如骨肉,对敌人则怀着深仇大恨。有一次,他在本村召开农会骨干会议,同村同族有个坚持反动立场的旧知识分子,他怀疑革命,反对农会组织,偷偷摸摸到会场外窥探。周福森发现后厉声训斥:“二哥,你要参加我们的会请进里面来,别鬼鬼祟祟在外面探听,要是村里出了什么事,就别怪我这家伙(指手枪)不让人!”说得那人灰溜溜走了。平时他善于做各阶层人士的-工作,注意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狠狠地打击敌人。通过他多次给本村的地主周共才做思想工作,动员他支持革命,结果周共才被他的革命道理说服了,表示同情革命,把那支手枪无偿地献给游击队,并暗中供给粮食,支持革命。

周福森此时已稍有名气,敌人到处通缉他并施行那种“有亲及亲,无亲及邻”的惯用株连手法。为了避免敌人对家属下毒手,周福森叫妻子暂时转移到亲戚家里住,把15岁的独生子周东生带出去跟他打游击。对村里群众的安全,他十分关心,经常对群众说,村里有了什么事,敌人要找共党分子,你们就说是周福森干的,因为我已经公开了。因此当地的土豪劣绅、地主更加恨他。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也恨之入骨,曾这样悬赏通缉:谁捉到周福森,奖励一万斤谷!他就是这样以关心别人的安全为己任,对自己的生命危险却置之度外。

1948年5月,副司令韦志龙以贵县、武宜县30多人组织一支武工队,周福森任副队长。这年10月和次年7月,司令部分别在那各山和白花山举办两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周福森都参加。由于他当过兵,懂得军事知识,在训练班里,他主动给战士们讲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射击要领以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消灭敌人的办法,使大家领会和掌握知识,大大地增强了战斗力。为巩固老区,发展新区,扩大武装力量,1949年春他和韦志龙率领一支武装小分队来到宾县南泗、双从等乡活动,他把儿子也带去当通讯员。他到新区后,一面发动群众,发展武装组织,一面寻找机会打击敌人,为后来来宾县建立县武装大队打下了基础。

在游击战争的艰苦日子里,周福森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平时穿的仅有两套换洗的土布单衣,一床破旧的棉毯还要同16岁的儿子共睡,一只针缝的土布挎包内经常装着油印的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小本子以及一只竹制成的饭盒。战士们都开玩笑说:你这个团级干部穷得丁当响。他却乐呵呵地拍着布袋说:“我有家财万贯哩”。有一次,部队转到来宾县活动,时值青黄不接,群众生活非常艰苦,却热情地捐粮送菜接待战士们,大家感动得流出热泪,部队人多,煮饭不够吃,就将大米、玉米、红薯、芋头、狗尾粟、高粱、三角麦等和菜一起混合一锅煮粥。煮熟后,颜色花花绿绿,有的生有的烂,活似八宝粥,周福森笑着打趣说:“同志们吃吧,这是巧师傅煮出的五花饭,等到革命胜利以后,不要忘记给我们吃五花饭的人民群众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欢乐共餐。生活和战斗虽然如此艰苦,但周福森总是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艰苦的岁月里,周福森对待同志总是关心备至,同舟共济,亲如兄弟。晚上行军,他总是忽前忽后,头尾照顾,不让战士掉队。上级派来一位方政委到他的部队指导工作,因身体不大好,晚上行军又人生地不熟,方政委总是跟不上队伍,周福森心里很难过,每走田埂过河流,他总是关心照顾,嘱咐他的儿子专门负责搀扶他。这位政委深受感动,在离队临走时,把一块手表留下给周福森纪念。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开纵队改名为桂中区人民解放总队,把主要活动在贵县山乡、武宣县河南区及来宾县石牙乡等地的武工队编为第十五大队,周福森任副大队长。8月,周福森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月,桂中区人民解放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中队。第十五大队改编为第十五团,周福森任副团长,全团600多人枪。他任副团长后,革命热情更高,战斗更加英勇。每逢战斗,他总是身先士卒,指挥沉着果断,足智多谋。在风门坳战斗中,我军指战员佩戴有“解放军”字样的臂章,阵容整齐,精神抖擞。第十五团向左翼展开,一面用火力猛烈打击敌人,一面开展政治攻势。敌人发现我军切断他们的去路,便作困兽犹斗,扇形展开,两挺机枪向我前沿阵地开火,“两军相逢勇者胜”。当时我军的武器远不如敌人,周福森率领战士们英勇奋战,随着冲锋号响彻云霄,地上烟尘滚滚,-声响成一片,直杀得敌军人仰马翻。不到两小时,除敌兵军长马拔萃和10多名残兵化装逃跑外,歼敌1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在这次战斗中,周福森勇猛异常。他带领战士冲上山顶,占领制高点,当他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时,不幸中弹光荣牺牲。时年50岁。

这位当年曾在蔡廷锴部下供职、在上海英勇抗击过侵华日军、在福建参加过建立反对蒋介石的人民政府的正义军人,在解放战争中毅然献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周福森烈士的英名永留史册。这位壮族人民的好儿子,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莫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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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公元1949年)去世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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