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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紫兰

[公元1903年－1986年]

关紫兰（1903-1986）出生于上海，原籍广东省南海县。1927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科，同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东京文化学院。其作品曾多次入选日本重要画展。关紫兰是中国较早接受野兽派影响的画家，早年她师从陈抱一，并与日本具有现代艺术倾向的油画家艺术家有岛生马、中川纪元等人过从甚密。1930年代回国后多次在上海举行个人油画展，1963年任职于上海文史馆，直至去世。

解放前

关紫兰，广东南海人，1903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从事纺织业的父母除经营外，还亲自为棉布设计图案。诞生在这样环境里的关紫兰，对美术表现出异常的兴趣。父母见了心里暗喜，在其接受良好教育的同时，有意识地往艺术方面培养。关紫兰十几岁时，便考入上海神州女校图画专修科，后转入中华艺术大学学画。

1927年，关紫兰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华艺术大学毕业。6月，该校举行美术展览会，200余幅师生作品风格各异、琳琅满目。当时有名的《良友》画报梁得所和作家高长虹等应邀前往参观。关紫兰展出的是一幅名为《幽闲》的作品，旁边还附有她的照片，并配有文字说明：“关紫兰女士(本届优等毕业生)”。照片中她左手优雅地托着下巴，安静地望着外面的世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就这样，她的油画《幽闲》被选中，连同她的照片发表在当年《良友》画报第17期上。

大学毕业的关紫兰，并不满足，她还欲去法国留学。可是老师陈抱一却告诉她，学习西洋画，不一定都要去法国，并说他在日本有熟人。于是在陈抱一的介绍和引荐下，不久，关紫兰从上海来到了日本东京文化学院。

果然，日本学堂的优越学习条件和治学环境，比上海的大学强多了。这里不仅有详实的美术史料，印刷精良的洋画片，还有不少欧洲油画原作的临摹手稿。同时，关紫兰还时常可以看到西洋大师们的原作画展，真正领略西洋油画的奥秘。在这里，她一方面学习日语，一方面广泛地接触起其他专业人士，对此她欣喜不已。

关紫兰很有人缘，在日本留学期间，她又遇到两位日本前卫画家的点拨。他们是油画家有岛生马和中川纪元，两人均是留学法国的才子，谙熟各种油画技术，尤其擅长法国野兽派的艺术，以形写意的笔触和大胆泼辣的色彩，简约又热烈的形体“变异”，冲击着当时的日本画坛上的阴阳怪气。关紫兰深得野兽派的放诞无拘之精髓，她用笔豪放，潇洒自如，加上对色彩的极其敏感，使她在她的画作中越发透露出坚强与宏伟，一派大家风度。

1927年8月，在中国公使馆、日本东亚艺术协会、神户又新日报馆社、《上海时报》日本支局、每夕新闻社、华侨新闻社等单位的帮助下，关紫兰个人画展在神户市顺利举行。近50幅作品，除占多数的油画外，还有木炭画、水彩画和铅笔画。此次画展参观者达千人之多，每天从上午8时到晚上9时，还是应接不暇，于是不得不加开晚场。画展还受到中日专业人士的赞扬。日本内务部能势氏觉得关紫兰的笔触宏伟，不亚二科会中之作。女画家龟高文子等均认为关紫兰的作品色彩鲜艳，构图巧妙，赞叹关紫兰有艺术天才，称赞中国人的头脑特别具有美术性。

1927年8月29日《申报》第4版上，署名雪芬的记者，写了篇《关紫兰个展的观感》，说到：“可见日本对于艺术的爱好和推尊，不数十年间，使粗鄙民族的社会里，一变而为文明化、艺术化的新邦，这点无论哪一个人都要承认的。回顾我国是应该如何努力，使我们的‘美的国民性、光辉灿烂地表现出来’。我对于关女士这次的作品展览会，表示相当尊意。”

关紫兰在日期间还先后参加了日本的“二科”美术展、上野美术展、兵库县美术展。日本著名艺术月刊杂志《妇人——女士造型》对关紫兰其人其画作了详细介绍，给予这位来自中国的女画家高度的学术评价。

1930年，关紫兰的油画作品《水仙花》被日本政府印制成明信片在全日本发行，作品风格倾向表现主义。这对一个涉世日本画坛才二三年的出道者而言，确为鲜见。

关紫兰在日本人气很旺，在国内刊物上也时有报道。1927年10月12日《北洋画报》第128期上，刊载着关紫兰的大照片：她坐在榻榻米上，右手搁在小桌上，桌上散放着一些书等，穿着一套学生服，白上衣，黑裙子，颈脖上戴着项链，面带微笑。照片下面有一行字：“女画家关紫兰女士旅日摄影(女士之作品颇为东瀛人士所赞赏并曾公开展览)。”同样，1928年9月30日出版的《良友》画报第30期上，刊出了关紫兰的一张侧面照，下面的说明写道：“女士粤人，毕业于中华艺术大学，擅西洋画，在日本开个人展览会，大受美术界赞许。”

1930年，关紫兰学成回国，在上海唏阳美术院任教。在教学的同时，她没有忘记自己的创作，把在日学习的野兽派风格移植到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关紫兰具有把复杂造型简约、单纯化的能力，她能把东方的优雅含蓄与西方野兽派的热情奔放相结合，兼备中国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且善于运用装饰性纹样，使作品具有韵律感。

对此，国内刊物争相报道刊载她的作品，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注意力放在她的作品和才情上，一点也不炒作，更不拿花边、绯闻之类的作调料。《良友》更是情有独钟，分别在8月、10月两期刊物上对她重点介绍，不仅有作品，有她本人照片，还有肇宁的大篇幅的文章评价：“固然，《水仙》是幅美丽而潇洒的静物，是她初期的代表作。但和近作《L女士像》《提琴》一比，就可以看出近期作品表现力更沉着，色调更美致清纯，内容表现得更充裕而有可味，这也足证明近年间女士是如何努力而进步了。由于这些作品，谁也不难想象她艺术前途底进展是无限的。”

同年夏天，关紫兰在华安大厦举行个人作品展览，她的《弹曼陀铃的姑娘》、《湖畔》、《绿衣女孩》、《秋水伊人》、《慈菇花》、《藤萝》、《小提琴》等一系列佳作如泉涌出。参观者异常拥挤，文艺界许多名人到会，宋子文先生出席油画开幕式并给予赞誉。这次是她学成归国后的首展，这位艺术潮流的前卫人物，所带来的作品其新颖的绘画面貌无异是吹进画坛的一股新风。自由奔放的用笔，雅致又鲜艳的色彩，与 “写实主义”风格截然不同。当时评论家金冶先生清晰地预见到关紫兰绘画的长久意义，他在《时代》杂志上著文称：“关女士的画，富有色彩而不辨轮廓，完全用直觉去表现图象，所以在关女士的画风中，只有一种很简单的形式，就是，幽秀华丽，大方新鲜。她的用笔奇特得很，是近代的浪漫派，实在的内容，离我们目下所要求的相差甚远，可是她是远处的一盏明灯。”

10年后，1941年，关紫兰再次举行画展。人们此时惊奇地发现她的画风有点改变，关紫兰已经放弃了变形、夸张，而转入到写实的手法中去，可是这种写实，绝对不是庸俗，而是表现的、单纯的、洗练的写实。1931年前粗健的力与雄壮的气势，好像消失了，确实变成了像新女性的美一样的画面。关紫兰的内心，蕴藏着无限的强力，所以画面比1931年前更明快，更妩媚，更甘甜，而内在的一切更真挚、更亲切、更结实、更深沉了。

当时法国现代女画家罗郎香也在上海开画展，因此有人将她与关紫兰作比较。1941年6月出版的《永安月刊》第26期上，温肇桐在《女画家关紫兰》中说道：“蛰伏已过10年的中国女画家关紫兰，今年将在孤岛画坛，把10年来沉默中的苦索与研究，重予观者以新的兴奋，这是一个绝好的消息。”“不过，还得明白，关紫兰虽则是现代中国的一位女油画家，她的作品，不像罗郎香的只表现了女性的优美，又透露了女性的纤弱，她确有像宝石一样晶莹玉润的色彩，有像天鹅绒一样温馨的画面，有小鸟一样活泼的笔触。可是男性所特有的坚强与宏伟构成，在她的画面中已经老早就有了，只要看1927和1928两年连续出品‘二科画展 ’的《静物》与《西湖》就可以觉得的。”

1941年，关紫兰举办的画展中，大部分作品都是描写祖国的大好河山，旨在唤起人们对美

好家园的沉深热爱，渴望和平到来的愿望。她出现于公众场合时，总是穿着中式服装。她说，“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越要表现出一个中国女人的端庄与优雅，我不怕，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表现出一个中国人特有的勇敢坚强与爱国热忱。

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了画家坎坷而多舛的艺术生命。女儿梁雅雯回忆说，由于她有留日的经历，抗战时期，日本人几次三番动员她出来为日本人工作，都被她拒绝了。这位毕业于中华艺术大学、受左联影响颇深、满怀爱国主义情怀的艺术家，以自己的方式来抵抗侵略者对祖国尊严的践踏：作为画家，不再参加任何与政治活动有关的展览，不再依托官方或媒体兴办任何形式的展览。作为社交界的名媛，深居简出，拒绝参加任何与日本人有关的社交活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不肯趋势调势，她这种甚至不惜用“-”自己艺术的方式来表明对日本侵略者的的行动，得到了大家的称赞和尊重。

关紫兰继承了中华民族“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优良品德。关紫兰的老师洪野，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极为爱护。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洪野举家逃难到佘山过去的天马山一带，贫病交迫，染病去世，只活了四十几岁，撇下寡妻和年幼的子女。但关紫兰永远不忘启蒙老师对自己的教育和培养，一直关心着他的后代，后来还慨然资助洪野的儿子上大学。

同样，当关紫兰已成为相当有名的画家后，她仍没有忘记陈抱一老师的培养和提携，他们还是经常在一起画画，互相切磋，一起探讨艺术上的问题。在陈抱一先生去世前的几年里，关紫兰一直默默资助着因不愿投靠日本人而在经济上陷入窘境的恩师。直到陈抱一先生去世，也未曾向外人透露过半个字。

解放后

1949年10月后，关紫兰住进了上海虹口区溧阳路上的寓所，与鲁迅居住的大陆新村的山阴路仅一条小马路之隔。在这里，她度过了她的后半生。

新中国的诞生和建国初期的建设0，着实地感染了关紫兰，她开始尝试画一些反映时代变化的新题材。1963年她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又成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在美协的组织下，她积极参加采风和各项创作活动。关紫兰来到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地——嘉兴南湖，她年事虽高，

却精神矍铄，即兴画了多幅铅笔画速写，并在现场画了油画创作底稿，回沪后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有名的油画《南湖红船》的创作。

1964年，关紫兰来到尚在建设中的工人新村——蕃瓜弄。她知道因“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战争这里形成了闸北棚户区，进入1960年代后，政府着手拆除并改造成工人新村，这无疑是新上海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关紫兰由此很激动，创作了油画《番瓜弄》，并参加了当年美协举行的油画展，得到业界的关注。

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天然敏感性，关紫兰在这一时期留下了一批具有写实主义风韵、画面清朗、反映都市现实生活的作品。如《上海街景》、《静安寺》等，画作中标志性建筑影影绰绰，苏州河边、黄浦江边绿树丛丛，质朴又不甘单调的市民服装、人们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整洁但不繁华的马路，关紫兰用她那娴熟的画笔记录下那个时代的上海独特风情。

关紫兰晚年虽鲜有大作问世，但其历史上各个时期艺术作品的华彩并没有随着时光流转而湮没。1963年，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江丰发起为中国美术馆征集现代画家作品的工作，经上海美协初选推荐，再由江丰等组成的专家组遴选确定，关紫兰的油画作品《少女》、《西湖风景》、《慈菇花》等四幅油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中国美术馆对《少女》评价道：“画作中透出东方女性的端丽和大方的气质，画家具有把复杂造型简约、纯化的能力，笔触粗犷、简朴、洗练，色彩明丽且多施原色，可看出她在日本留学时受到了法国后期印象派和野兽派的影响，兼具中国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少女》为画家的代表作之一，画面洋溢着温馨亲切的气氛。画家所作以人物肖像为主，亦有静物、风景，且善于运用装饰性纹样，增加作品的节律感。”

关紫兰与世无争，却有着简单而坚定的做人原则。她似乎知道“文革”要来临似的，在这之前已经很少再画什么了。据梁雅雯介绍，大致在“文革”前后，经常有人找她调查其他画家的社会背景材料，使得她非常害怕绘画这个她曾经热爱至极的事业。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是有意识把自己藏起来，她搁笔了，她不愿意像有些人那样违背内心画一些迎合之作，她更不愿意引起别人的注意，向她打听别的画家，出面作证。她希望被遗忘，她不在乎落寞与沉寂。

不过，她果真猜对了，汹涌的“文革”浪潮席卷全国。为防止画作遭遇不测，家人们将旧作分散保存在家中不显眼处，甚至无奈地把画布从画框中取下包卷起来。叶奇告诉说，好在他们家的墙壁是板条墙，内层是空的。于是，他们将不少画作密封后放进隔墙，然后在外面重新糊上石灰。所幸后来未遭盛行的“抄家”灭顶之灾，否则这内墙中的画作恐怕也难保不遭劫。

但尽管如此，关紫兰对生活依然充满了信心。可能已成她的习惯，她会经常散步到南京东路上的德大西餐馆和东海西餐馆去喝咖啡，有时兴致高，就到地处铜仁路上的上海咖啡馆去喝一杯浓浓的咖啡。关紫兰这种做人的逍遥心态，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年月里，也是迫不得已的最好方法。

关紫兰的一生，可谓既清高又矜持，到了晚年，还每月去长春路拐角上的斯维美理发店修饰自己，时常不忘记在身上洒些高档的进口香水，保持一种飘逸、清丽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尤其，她容不得那些“-”的作品，认为那不过是垃圾一堆。1958年，关紫兰相濡以沫的开牙科诊所的丈夫去世，使她对人生，对绘画有了更透彻的看法，也使她更加坚定地践行着自己对艺术纯洁性的坚守。始终不流于时俗，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

“文革”后，她对中国美术的发展重新燃起希望，但毕竟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了，所以对年轻人充满期待。1978年，她最疼爱的外孙叶奇参军入伍。叶奇说，我能够通过“政审”进入部队，这对我外婆是种信任和鼓励。第二年春天，关紫兰不顾76岁高龄，风尘仆仆地来到野战军某部驻地，看望外孙，还抽时间指导有艺术爱好的战士们作画和辅导出黑板报。

关紫兰一生除两度负笈东瀛外，长期生活在上海。除此，与其最有缘分、去过次数最多、最为钟情的地方就属杭州西湖了。这不仅与她作品有关，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西湖太美了，“浓妆淡抹总相宜”，确非同一般。1927年关紫兰创作了成名作《悠闲》，画中人物主角系作者自己，背景便是西湖。1930年创作的《秋水伊人》，作者完全将自己融合于西湖之中，升华为一种理想化的境界。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关紫兰1929年油画《西湖风景》，更是纯粹以西湖为主题的作品，通过俯瞰取景，将西湖的秀丽景致尽入画中。她的“西湖”系列还有《湖畔》、《三潭印月》等等。梁雅雯告诉说，她母亲常以杭州说事。1934年造访杭州时她还特意光顾当地照相馆拍摄留影。关紫兰会骑马，还会开车，当年她还曾兴致勃勃地驾车游过西湖。

1981年，年近八旬的关紫兰生前最后一次重游西湖，再次亲近她理想中的天国。她对家人说，人死了，什么都没了，开追悼会，既要别人请假，还要送花圈、送花篮，都要人家花钱，这不好。所以她留给家属的遗愿是：她过世后，不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不要放哀乐、不要戴黑纱，告别仪式也不要。她生前还幽默地关照家人：“我死后骨灰就撒在西湖里，这样你们还可以每年去一次杭州。”

1985年6月30日，因心脏病突发，关紫兰卒于自己的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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