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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松年

[清][公元1815年－1875年]

乔松年，字健侯，号鹤侪。清山西行省太原府徐沟人（今地属山西清徐）。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卒于光绪元年（1875）。世出官宦之家，祖父乔人杰官至湖北按察使，生父乔邦哲为遵化州（今河北遵化）知州，嗣父乔邦宪为翰林。松年自小继于嗣父，长在皇城脚下，晓事敏捷，读书勤奋。年方19，乡试中举，会试中进士，成为天子门生，时道光十五年（1835）。可谓春风得意，少年得志。

步入仕途后，先授工部主事，再补（工部）铅子库主事，迁（工部）都水司员外，再迁工部郎中。从道光十五年至三十年（1835——1850）的15年中，均在工部的下中层吏位上“旋转”、“微调”，丝毫没有外放擢升之机。逮公元1851年，道光帝驾崩，咸丰帝临朝称制，年已35岁、二发丛生之乔松年，机运顿转，出使辛亥科湖南乡试副主考，初显身手。咸丰三年（1853）外放江苏省，先为松江（治在今江苏松江）府知府，旋调苏州府知府。

清代府级主官，官秩中级吏员。在中央六部为吏、陶冶了15个春秋的乔松年，年届而立不惑之间，深谙为官之道，到得大府苏州任上，一心要报效朝廷知遇之恩。当是之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自广西金田挥戈北上，珠江、湘江流域大片土地尽在义军控辖之内。得武昌后，更是顺长江而下，直趋南京。清政府的粮仓富庶之地“两江”风雨飘摇，朝不虑夕。时苏州府属地上海县刘丽川，组织小刀会，攻城略地，积极准备迎接洪秀全的东征。作为江苏省省城的苏州，义士潮勇也在摩拳擦掌，暗中与刘丽川联络，准备起事。初任省城苏州府知府的乔松年，探知潮勇举动，遂先下手为强，捕杀潮勇，镇压义举，防祸于未然。紧接着又与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沆瀣一气，瓦解镇压了上海小刀会，以大功擢升道员，赐顶戴花翎，授职常镇通海道。初放外任仅一年，便一调一提一赐，唾得道员之职，乔松年可谓官运亨通。

咸丰六年（1856），乔松年随两江总督怡良驻节常州，以遏太平军东进之势。时其养父乔邦宪丧逝，本应去职丁父忧的乔松年，在怡良奏留“夺情”的努力下，不得奔丧，留任军中。史称，乔松年对朝廷的信任，感激涕零，遂献狠招：凡与太平军有联络者，杀勿赦，以遏义军蔓延之势。咸丰八年（1858），乔松年生父乔邦哲遽卒，总督何桂清再奏朝廷“夺情”，朝廷获准，乔松年仍不得丁父忧之丧，留营效命。两次“丁忧”，两次“夺情”，乔松年已是炙手可热、深得朝廷和封疆大员垂青的人物了。

咸丰九年（1859），乔松年又得擢升，授两淮盐运使，兼办江北大营粮台，成为围剿太平天国粮盐军饷的后勤大员。次年，南河河道总督、满族大员庚长，擅自提调淮北储存之盐，变动价格以存军饷。未几，又擅自截留山西解调江北大营粮台之军粮。对此，乔松年义无返顾，不避汉员劾满员之嫌忌，一劾再劾连上两道弹劾庚长奏本，请朝廷依律查处。两道劾本之后，杳无音讯，泥牛入海。适横行无惮之庚长“在清江闻警，犹演剧设宴，适寇急，仓惶退守”（见《清史稿》），视军机若儿戏。松年怒不可遏，三上奏章弹劾。咸丰帝见劾章连连，只得命刑部侍郎文俊前往查核，岂知庚长之倒行逆施，早是怨声载道，松年所奏，事事属实，为平息众怨，遂将其“褫职逮问”，松年则迁升江南、江北两大营粮台。

同治二年（1863），是松年最走红的一年。年初，由两淮盐运使擢升江苏布政使，仍留任江南、江北两大营粮台。年中，再晋升安徽巡抚，荣膺地地道道之封彊大吏，时年48岁。到得安徽任上，乔松年即将防止捻军坐大作为己任。先是驻防军事要塞临淮关（今安徽凤阳淮河南），招募兵勇。待捻军南下企与太平军汇合时，他则与英翰配合蒙古悍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南北夹击捻军，致使捻军主要领袖张乐行、苏天福等被害，死伤降者凡十万余众，南下捻军几于覆灭、遭受灭顶之灾。同治五年（1866），捻军另一支西进山陕，席卷陕甘，如燎原烈火，清廷又急调乔松年西赴陕西出任巡抚。到陕西后，老谋深算的乔松年与前任巡抚刘蓉不同道、却合流，联手奉事，一改以往清军被动追剿，穷于奔命，马乏人疲之无效战术，实施坚壁清野、编立保甲、层层设防、步步为营之策略，使运动战中的捻军人困马遏，难以施展，经两年苦战，归于熄灭。

同治七年（1868）春，奔波久疲、积劳成疾之乔松年，未老先衰，告病乞休，回归故里养病。身本无疾、乃属积劳的松年在两年又多一些的时间里，很快得到了康复。朝廷得知此讯，立下制诏，先命其就职仓场侍郎，再擢升河东河道总督，以治理黄河水患为责。作为清廷忠臣的松年，耿竭所能，拖着55岁的身躯，又投入治黄的任上。他向朝廷奏疏：“今言治河，不外两策。一则堵铜瓦厢（今河南兰考，古名铜牙城）决口，复归清江浦（今江苏淮阴西，旧名乌沙河）故道：一则就黄（河）水现到处筑堤束之，俾不至横流，至利津入海。权衡轻重，以就东境筑堤，束黄为顺水之性，事半功倍。”（见《清史稿·列传·第二百二十》）朝廷准其奏，遂在“黄（河）水现到处”，“筑新堤一百八十余里，为黄河南堤。”（见《同上》）筑堤工程浩繁，起约同治十年，竣约十三年，几近四载。工竣后，松年“奏请裁东河（河东河道）总督”之设，“以巡抚兼领河工”。然而，此奏在下部（六部之工部）议决时，被驳回，不准。无奈之余，松年仍为河东河道总督，无法解任。一年之后的光绪元年（1875），走完人生旅途、年值一个花甲的乔松年，身心交瘁，病逝任上，清廷以其一生之业绩，追赠太子少保衔，谥号勤恪。

综观乔氏一生，为官40年整，15年为工部属吏，近20年军旅生涯，5年治理黄河河道。作为臣下，对清廷可谓竭尽所能，鞠躬尽瘁。为吏时，亦步亦趋，默躬职守；为官时，效命彊场，甘做鹰犬；为封彊时，不惜命，不爱财，殚精竭虑，多有忠直鲠介之奏。初放苏州，即分解矛盾，一手加严诛除小刀会起义，一手为杜饥民参加-，鼓励商家运粮入苏，赈济灾民，瓦解和孤立刘丽川义军，眼量不谓不宽，手段不谓不歹。围剿捻军南下和西出时，计设清野，谋出夹击，实施甲保，韬略不谓不深，用心不谓不狠。督巡粮道、盐道，除奸去贪，上奏频频，胆量不谓不大，忠直不谓不鲠。逮治理河役水患，筑长堤，修南坝，奏议两则，衡量利弊，见解不谓不高，工程不谓不大。呜呼！天不假年，遽逝任上。囿于时代，无法超越，是功臣乎？是罪首乎？待青史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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