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尊光,名谦,字尊光,以字行,山西大同探头村人,生于1895年。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考入育才馆。
1923年,王尊光结束育才馆的学习,开始了他的从政之路。先任山西省村政处办事员,继任浮山县承审员、村政处考核股主任。北伐军兴,调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行营秘书、政务组长。北伐胜利后,升任绥远省府秘书长。
1932年,王尊光出任山西省政府秘书主任。因参与筹款及整顿省银行受阎锡山青睐得兼省银行监理。同年10月,被委派为晋华(卷烟)公司经理。
卷烟虽然在清代就已传入山西,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山西还没有自己的卷烟厂,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卷烟在山西大量销售,传统的山西旱烟制造业日渐萎缩。1930年,在财政厅倡议下,华北纸烟公司、德记烟公司、福民烟公司等三家私人公司连同财政厅,组成一个公私合营的“晋记烟公司”,以阎锡山的采运处长边廷淦兼任经理。不久,中原大战爆发,新公司还没有来得及正式运转起来,就陷于停顿。阎锡山复出后,以纸烟利大,改晋记烟公司为“晋华卷烟厂”,仍为公私合营,德记退出,华北、福民、省财政厅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推陈禹祥为厂长。并由太原绥靖公署出资15万元,另组“晋华公司”,委祁县人马铎为经理。烟厂专管生产,公司负责营销。马铎经营两个月,除将原有资本垫付外,还背上了银行的债务,即使这样仍不能满足厂方的要求。因周转不灵,厂方责难,马铎-辞职,王尊光走马上任。
王尊光兼任晋华公司经理后,先不动声色地对公司及烟厂情况进行了一番深入细致的了解,掌握了烟厂厂长陈禹祥营私舞弊、以次充好、降低质量、提高成本,自己从中渔利的种种劣行,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生产和经营的严重脱节,不能统筹。于是,旁敲侧击,令陈辞职。然后顺势将烟厂与公司合二为一,改名为“晋华卷烟厂”。卷烟厂分为工厂和营业两部分,各设一个主任,工厂主任负责生产,营业主任负责销售和银钱往来,王尊光本人则以经理总其成。这样,虽然生产销售依然分立,但最终要统一于经理之手,便于协调,有效地抑制了互相扯皮现象的发生。同时,为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拟定了新的分红办法,将职工红利由占纯利的10%提高到15%。其中的50%按职工工资平均分配,作为固定红利;另外的50%根据职工的工作成绩,由大家评议,经理核定,作为奖金,分等级分配。改组完成后,购进和自制了5部卷烟机,连同原有设备,使卷烟机达到13部。后为了不受私资牵扯,把华北、福民两公司的股金20万元全部退还,从而使晋华卷烟厂由公私合营变为完全公营。至此,生产销售相互联系,在生产能力达到日产卷烟200余箱的同时,销售市场也初步打开。
在晋华卷烟厂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之后,王尊光又把着眼点放在市场竞争上。当时,在山西和晋华争夺纸烟市场的一个是德记烟公司,一个是英美烟公司。德记力量薄弱,销路日狭,已不是晋华的对手。而英美烟公司则因其经济力量雄厚,加上烟的质量较高以及人们多年的吸食习惯,占有很大的优势。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英美烟公司,王尊光不惜以15万元的重金将因为累赔不止要求晋华接办的德记全部收购。接着,趁阎锡山在山西倡导土货运动、爱国人士一致 外货之机,一面整顿内部,极力提高烟质,压低成本,使自己初步具备物美价廉的优势;一面依靠政治的力量,推行省烟, 外烟。在迅速占领本省市场的同时,王尊光又瞄准了邻近省区,派专人到绥远、宁夏、陕西、甘肃等省推销晋华卷烟,由于肯给承包商让利,再加上当地山西商人的支持,销路日好。
截至1935年9月,晋华卷烟厂生产的卷烟,分高、中、低三个档次,其品牌有正太、模范、汽车、洗心、大子、云岗、禹门、五台山、大丰包、国术、雁门关、三晋、白鹤、太行山等14种之多。由于产品质量好,价格也低廉,销路很广,本省每月销售2000余箱,外省可销售七八百箱。
1935年9月,王尊光辞去卷烟厂经理兼职,晋华卷烟厂交由西北实业公司接办。据统计,一个晋华卷烟厂,在王尊光手中,一年可使山西财政收到近200万元的统税;晋华卷烟厂在交西北实业公司接办时,扣除备还外债的数十万元资产外,所有厂房、机具、原料、成品,共值现洋300万元,相当于最初投资额25万元的12倍。
抗战爆发,绥省两署撤到晋西,省铁两行联合办事处成立,王尊光出任监理。办事处的主要业务为:办理军政机关薪饷的领发、保管新印省币及发行。抗战胜利后,王尊光出任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旋即调任山西经济管理局秘书长兼同蒲铁路管理局局长。
1949年以后,王尊光先后在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与财政部参事室工作,并被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特邀为山西省政协一、二、三届委员及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74年病逝,终年79岁。 ■
本文来源:太原日报,本文作者:雒春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