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澍,字雨民,一字自轩,号佺山,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1759年7月22日)。他少时聪慧,学习刻苦,读了很多书。21岁时,他到西安参加乡试,中了举人。32岁,中了进士。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被派往浙江省永康县任知县。从此开始了仕宦生涯。
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年),邢澍调任浙江长兴县知县。他在长兴的时间很长,有十年之久。任职期间,他捐出自己的薪水,办了许多好事,如补修城垣,浚石塘港,重建平政桥、丰乐桥,兴建同善堂、育婴堂等。为官清正,案无留牍,百姓称之为“邢青天”。
清仁宗嘉庆十一年(1806年),他由长兴迁署江西省饶州府(治所在今江西省波阳县)知府。在饶州府不久,又调任江西省南安府(治所在今江西省大余县)知府。清仁宗嘉庆十三年(1808年)因病辞职到秀水休养。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他61岁时,由秀水(今浙江省嘉兴县)离任返回阶州。回归故里后沉静淡交,访古寺,拓碑碣,以读书自娱。清宣宗道光三年八月初八(1823年9月8日)卒于阶州,享年65岁。天水冯国瑞撰有《邢俭山先生事迹考》,对其生平多有研究。
邢澍鸿才硕学,著述十分丰富,已知的有15种。今确知已刊行的有《关右经籍考》《金石文字辨异》《两汉希姓录》《金石札记》《寰宇访碑录》等著作,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他和钱大昕等编纂的《长兴县志》成为清代地方志中的善本之一。清末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附录中,将邢澍列为金石学家推荐。邢澍在史学考证方面功夫很深,治学方法科学。他在《武阶备志序》中说:“舆地之学,非多阅古今书不能也,阅书多矣,非身履其地,参互考验,仍不能也。”又说:“余尝谓学问之道,博与通相资,而固与陋相踵。”邢澍在这篇序文里指出,不仅要读书本,而匝要读石刻;不仅要读文字记载,而且要亲自调查访问;不仅要知识丰富,而且要见识通达。这种治学方法是可取的,如他主张的书本与石刻互证,到了近代,王国维就发展为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证,从而把金石学发展为考古学。如他的《桓水考》一文中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治学方法的科学性。《尚书·禹贡》载:“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人于渭,乱于河。”对这里的“桓”字,众说纷纭,马融说是水,郑玄说是“陇坂”,班固说是流人南海的水,还有人说是“洮水”。家居白龙江畔的邢澍“询究有年”,得出古桓水即是白龙江的精确判断。他说:“古今水道迁移,或未可知;然求之目验而信,证之-而合,则谈桓水者,舍白龙江奚属哉?”
邢澍还是诗人和诗评家。他的诗收入《南旋诗草》,共有古今体诗七十首,为清仁宗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秋从北京回秀水途中有感而作。诗句流畅,感情丰富。他在《舟行纪事》中写道:“耳目磨炼生智慧,格物何必皆读书?老兵知战农知岁,吾曹博览恐弗如。”把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作了对比,感到在打仗和种田的知识方面,作为封建文人的自己是不如“老兵”和“老农”的。懂得这点道理,对于一个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封建官僚来说,实在难能可贵。
在《长兴县志》中也收有他的几首诗,其中一首写道:“摘芝何处觅园公?罨画溪边系短篷。十里路行松影里,一家村在桂香中。亭轩晓霁仙岩碧,鱼呗宵深佛火红。我亦有山归未得,年年猿鹤怨秋风。”这首诗是邢澍在长兴知县任内作的。从政之暇,他到钦氏山游玩,一路上松影满地,桂花飘香,景色十分幽美。他触景生情,想起了故乡阶州的山水,从而引起了“有山归未得”的感慨,抒发了他对故乡的眷念之情。
邢澎的诗评保存下来的不多,但都很有价值。《与张叔未书》中说:“《清仪阁杂咏》披阅数过,典雅流丽,不乏情韵,可传无疑。袁随园尝以‘泠痴’、‘钞书’嘲近日诗人,不知谁指,然犯此病者实不少。”主张诗要有“情韵”,也就是要有诗味,反对把诗写成宣传金石考据之学的押韵之文。
邢澍在从政、治学的同时,还注重对人才的培养。清仁宗嘉庆三年(1798年),他任浙江乡试同考官,他推荐的张廷济,考取了举人第一名,后来,张廷济成为全国闻名的金石学家。张廷济在《南旋诗草后序》中说:“廷济犹忆甫为弟子时,侍坐花香琴韵处,听说杜少陵《秋兴》《诸将》诸作,语语各有心得,至今佩之不敢忘。”表达了他对老师的尊敬之情。邢澍病逝后,张廷济十分悲痛,写诗悼之:“洒涕瞻遗像,云山莽万重。可能真化鹤,何处说登龙。许郑经难问,龚黄治不逢。只余魂梦里,风雨夜过从。”
邢澍藏书甚丰,有三万余卷,返归故里时因苦于道路艰辛,遂在西安将部分书籍赠与友人。据其后代所言,民国时尚有大量书籍留存,因当时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存书之舍屡遭毁坏,存书竟荡然不存。其中必有诸多书稿一并毁弃,令人十分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