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584——617),字仲淹,生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卒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当他出生时,父亲为他算卦,得出“坤之师”,他的祖父认为这是“素王之卦”,“必能通天下之志”,因此替他取名为通。
他的姓氏可以追溯到汉朝于王莽篡汉时隐居不仕的王霸,先人中也不乏有入仕为官、通达诗书者。如做云中太守,以《春秋》、《周易》教授乡里的王殷、著《春秋义统》的王述、以文学知名的王秀、博考经籍,著《时变论》,做过太仆及国子博士的王玄则,及著《五经决录》的王焕、著《政小论》的王彦等等。其父亲王隆,居家教授,门人多达千余人,在隋文帝开皇初年担任国子博士,著有《兴衰要论》七篇。王通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长兄任芮城府君,大弟仕唐至监察御史,次弟王绩则是初唐时相当独特的诗人,而后来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则是王通的孙辈。
在这样的家庭中,经由耳濡目染,自然可以培养起对学问的兴趣志向,何况据说王通自幼即才智过人,在学习方面又有许多较旁人为便的优势。他曾经从东海李育学《书》,从会稽夏琠习《诗》,从族父仲华学《易》,在诸多名师的教诲下,逐渐形成较佳的学问及品格。
在仁寿三年,王通至长安见隋文帝,进奏《太平十二策》,得到文帝的看重,但因当朝公卿阻碍,其志不能推行,于是作《东征之歌》,返回故乡。
王通弃官归乡后,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修《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远来求学受教者多达千余。门人当中,如河南董常、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较为著名,至后世有以为房玄龄、魏征等也曾受教于王通,则恐不大可信。
大业十三年,王通因病去世,其门人因《易经》中坤卦的《象传》有“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一句,私谥他为“文中子”。他的著作有《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等,可惜至今日已经散失不传。
学术思想与后世影响
王通处在乱亡相继而又局势稍稳的时候,所关注的是儒家治世之道,也以儒家自居,以圣人之道为最可推崇向往的理想。但他对佛、0家并不算排斥,他把老庄、释迦与孔子对举,推佛陀为圣人,论政事崇尚无为之治,从中可见他所在时代的思潮与其自身对诸多思想的容纳程度。
在政治方面,王通提倡尊王贱霸、修德治民、民贵君轻,认为礼信仁义远重于孤虚诈力。有一回,楚公问他用兵方法,他回答说“行之以仁义”。
他的政治理想在于建设一个无为自然的社会,民众返璞归真,无争竞之心,所谓“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鸡犬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盖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世,五典潜,五礼措,五服不彰,人知饮食,不知盖藏,人知群居,不知爱敬……”这与《老子》中所言何其相似。然而与老子不同的是,王通认为要达到这种理想社会,必须经由仁义礼乐之路,因此对仁义礼乐极其强调,认为仁义是教化的根本,是政治的根本。
民贵君轻思想也是儒家主张,他认为大臣为了天下,可以废除昏君,举立明君。在政权方面,他承认遵华夏之道者为君,而不看重这个君王是否是异族人,如异族魏孝文帝,在他看来是真正的帝王,所谓“乱离斯瘼,吾谁与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除此之外,他更要求国君必须广征民意,“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
王通的政治主张在当朝未被推行,可以想见的是,传统封建社会总要提出“民”的重要,但绝不可能真正的做到所谓的“民贵君轻”。然而有学者认为,虽无具体实例,但可以推断出李唐建国以后,其政治中的民本思想,制度创导、任贤纳谏的风度,在若干程度上受有王通思想的影响。后人所载王通的及门弟子中有房玄龄诸人,这固然是刻意牵攀,但王通门人中当有至公辅者,老师的思想通过参与政治的学生,确实可以真正影响到现实政治。
在修身伦理方面,王通以圣人为理想人格之极致,以君子为常人可企及之目标。他认为要成为君子,最起码的要求是能行“恕道”。据说他在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间舒缓自然,平易近人,而对上以敬,对下以谦,自奉简朴而乐于助人,因此在乡里中能够行教化,引来许多虚心求学的门人,可见他对“君子”一词的阐释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在文学方面,王通极力反对当时的华丽轻艳、秀媚靡弱的六朝文风。他批评谢灵运、沈休文是小人,鲍照、江淹是狷者,谢庄、王融是“纤人”,徐陵、庾信是“夸人”,总之,除了文字“约以则”的顔延之、王俭等,当时有些名气的六朝文人,在他看来大多是小则丧身,大则乱国的不利人。他认为诗文在形式上应该精练畅达,典重含蓄,在内容上应该雅正,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这一看法虽不被时人所崇,却在唐代文人那里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唐代的古文运动,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项运动,多以为起自陈子昂,但其渊源还可大大上推。可以说,隋朝李谔、王通对六朝文的攻击,对“文以载道”的提倡,为唐代的古文运动打下了思想觉醒的基础,在初唐四杰的作品中,已可发现其作文的观念较六朝有所改变,直至韩愈,古文运动终于如火如荼的展开。如果把这一过程中的理论提出来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其渊源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