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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

[公元1883年－1960年，民国十大军阀]

一．首任山西都督

阎锡山，字伯川，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８日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永和堡的一个地主兼商业贷款者家庭里。阎锡山五岁丧母，寄居舅父家，由外祖母抚养成人。九岁入私塾，１６岁随父阎书堂（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经手贷款及金融业务。１９００年，阎书堂的钱铺倒闭，阎锡山随父躲债流落太原。为了生计，阎锡山曾在裕盛店(客栈)当过店员。

１９０２年，阎锡山参加了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考试，并被录取。在接受了三年的初步军事教育后，阎又于１９０４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他先后在东京振武学校、弘前步兵第３１联队和东京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了五年。

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正值孙中山在日本倡导革命。遂由结识而加入中国同盟会。不久，阎锡山又遵照孙中山的指示，联合同盟会中学习军事的李烈钧、程潜等２８人成立铁血丈夫团。辛亥革命时，他们大多是各省起义的主要军事领导者。１９０７年，阎锡山遵孙中山之令，和友赵戴文由东京携回山西布置革命工作。到上海时，得知海关检查极严，阎锡山就将赵戴文所携集于己身，并对赵说：“如被检查出来，我一人担之，你不可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前列，你站后列。”赵戴文不解，问：“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阎答：“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以我站前列为宜。”果然，海关检查人员检查后列较为严格。阎锡山在度过这一难关后对赵说：“事到危难宜放胆，不可畏缩，畏缩易使人怀疑”。

１９０９年，阎锡山从日本毕业返国，初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员，不久又应清庭朝考，得中举人。回晋后，任山西陆军第二标教官，翌年任第二标标统。阎锡山一面致力于训练新军，培植干部；一面成立“俱乐部”，结交革命党人，宣传革命。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各省纷起响应。消息传到山西后，太原和晋南，晋北的革命党人积极准备发动起义，山西巡抚陆钟琦看到这种情势，大为惶骇，立即调动兵马加强防备。１０月２５日，陆钟琦又在太原召集军政大员会议，决定将分驻各地的巡防队调集省城，镇慑太原。将热心革命士兵比较多的黄国梁部调离太原，以防意外。

这次会议，阎锡山也参加了，了解内情。会后，他立即召集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等革命党人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策。以时机紧迫，提出两项办法：一为遵令调拔，领到子弹后即将军队开往韩后岭，伺机返回太原，举行起义；二为不离开太原，领到子弹后即发动起义。最后决定采取第二项办法。

１０月２９日（农历九月初八），太原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攻占巡抚署，击毙巡抚陆钟琦，取得胜利。在太原起义成功当天，为筹商大计，推举领导人，组织领导机构。阎锡山、温寿泉、张树帜、姚以价等起义领导人在咨议局举行了紧急会议，陆军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等人也应邀参加。

会前，同盟会的阎锡山、温寿泉、张树帜等曾在阎的标本部开会，商讨过都督人选。阎主张选姚鸿法为大都督，理由是：一、姚鸿法原任四十三混成协协统，是原来的直接长官，办事较方便；二、如起义失败，姚的父亲任清庭陆军部侍郎，事情好缓和。大家一致同意，并推温寿泉与姚接洽，但姚坚辞不允。温回报后，大家由主张选阎为大都督。

选举大会由咨议局长梁善济主持。阎锡山、温寿泉相继讲话说：“清政黑暗，-已久，国是日非，民不聊生。现在武汉、西安已经起义，震动全国。良机难得，不可失去，因有这次山西起义”。姚以价在会议上强调他虽不是同盟会员，但是汉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责无旁贷。”演说完毕，就发票选举都督。选举中，张树帜发觉有选立宪派首领梁善济的倾向，便立持手枪跳到主席台上，将梁善济挤到身后，大声号召说：“应当推选阎锡山为大都督，大家一齐举手！”议员在惊愕中，相顾举手，一致通过。粱善济见势不佳，从后门离开会场。张树帜又大声号召说：“应当推选温寿泉为副都督。”大家也一致通过。这样，阎锡山就当上了山西大都督。

二．软禁冯玉祥

１９２８年４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举行“二次北伐”，击败奉系军阀。至年底“东北易帜”，实现统一。

但“统一”不过是表面上的。蒋、冯、李几大军事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因“编遣会议”的召开而表面化、尖锐化，并爆发混战。

新的军阀混战是从蒋桂战争开始的。桂系在西征唐生智和二次北伐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成为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巨大障碍。１９２９年春，蒋介石以桂系擅自免去湖南省主权鲁涤平为由，下令讨伐桂系。为孤立桂系，蒋介石派人联络阎锡山和冯玉祥。３月２９日，阎锡山发表通电，率先响应蒋介石的讨伐令。冯玉祥则采取骑墙政策，并欲伺机占领武汉，答应出兵助蒋讨桂。没想到。蒋介石很快就将桂系击败，兵不血刃地进入武汉。桂系一除，冯玉祥就成了蒋介石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为了击败冯玉祥，蒋介石一面竭力收买冯的部将，一面离间阎冯的关系。

６月７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委任阎为北路军总司令，要求阎帮助他进攻西北军，迫使冯玉祥出洋。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既想拥蒋压冯、又想联冯抗蒋。拥蒋压冯，是想借蒋实力把西北军挤出豫、陕，以称霸中国北方。联冯抗蒋，是因为他知道蒋介石不能容纳异己，只有联冯，才能有力量抗蒋。因而，阎锡山对蒋介石的电谕讨价还价。他主张和平解决纠纷，并放出话来说他要和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随后，阎派人到天津购买船票，到日本安排住处。

阎锡山并不是真心要出洋，而是要作个样子给蒋介石、冯玉祥看。他要向蒋介石显示，西北军和晋军仍然合为一体，以此向蒋介石要价。蒋介石果然着急，立即使用各种手段，力劝阎锡山不要出洋。阎锡山以前曾多次邀冯玉祥到晋共商反蒋大计，但冯始终认为阎别有他图而没有入晋。冯看到阎这次的举动，逐渐减少了怀疑，加上李书成的劝说，冯玉祥决心入晋。

１９２９年６月２４日，冯玉祥偕同妻子在李书成的陪同下到达太原。阎锡山在热烈地欢迎冯玉祥的到来后，并不立刻与冯商讨反蒋之事，而是想将冯把握在手上，进一步向蒋介石要价。蒋介石看到冯玉祥已被阎锡山掌握，马上到北平，并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锡山。请阎赴北平与他商讨西北军的善后事宜。阎锡山一面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份，一面随同吴稚晖于６月３０日来到北平。

蒋介石于是委任阎锡山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使阎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阎也答应蒋介石尽快解决西北军的问题。７月２日，阎锡山突然宣布“得病”，住进医院，闭门谢客。７月４日, 退掉了去日本的船票，并将冯玉祥诱至建安村软禁起来。

阎锡山一面诱禁冯玉祥，一面又想让人“理解”他。７月１日，在致全国编遣委员会的电中阎锡山称：“冯总司令昨已来晋，锡山若不同行，在冯总司令纵能谅解，不以卖友自利见责；

其部属众多，岂能求其共谅？”他又召集部下开会，再次表示坚决与冯一道出洋。蒋介石看出阎是在演戏，就顺水推舟，派出方本仁等人去劝阎锡山不要出洋。阎锡山借机下台，但仍作出为难的样子说：“牺牲前约，自古所难，然使有裨于国家，无背信义，山非拘泥，亦不必争此小节。”７月１２日，他又到建安村向冯玉祥努力表白自己暂缓出洋并非本心，而是出于种种苦衷。

冯玉祥岂能看不出其中的把戏。但他不露声色，而是暗中设法拆散蒋阎联盟。冯玉祥秘密授意他的部下宋哲元等人，绕过阎锡山，直接向蒋介石靠拢，表示西北军愿意接受中央指挥，要求接济军饷。蒋介石看到西北军已经屈服，认为他的各个击破的计划已经实现。便立即决定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把矛头对准阎锡山。

阎锡山看到他联蒋压冯的如意算盘，到头来却算到了自己头上。只好又来个大转弯，再次联冯抗蒋。是年中秋之夜，阎到建安村向冯道歉，并提出联合反蒋。冯玉祥看到拆散蒋、阎联盟的目的已达。遂向阎表示愿捐弃前嫌，合作反蒋。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军阀大混战在中原大地上展开了。

三．“四九”小朝庭

１９３０年４月，阎锡山与冯玉祥、李宗仁等军事首领和汪精卫、陈公博等改组派联合发动反蒋运动。蒋、阎、冯陈兵百万在中原展开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史称“中原大战”。

在发动军事倒蒋的同时，反蒋派同时筹开扩大会议，在北平组织“国民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角就是阎锡山。

阎、冯、李等军事首领与汪精卫、陈公博等改组派经多方商议后，决定召开扩大会议。１９３０年４月２日，陈公博携带起草的《共同宣言》到太原见阎锡山。宣言要点为：推阎锡山主持军政，冯玉祥、李宗仁主持军事，汪精卫主持党务；先行组织扩大中央委员会干部委员会，推定常委２１人，由委员会产生政治会议。４月６日，赵丕廉代阎电驻北平的邹鲁、谢持、覃振等速来太原，共策进行。２７日，阎锡山召集到达太原的各方代表，交换意见。决定先邀汪精卫等人到北平商榷进行办法。后经多次讨论决定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先发表“联合宣言”，再发表“发起扩大会议宣言”，于７月１３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了扩大会议，设立中央党部，由汪精卫负责。

扩大会议成立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会衔，通电全国，发布了联合宣言，组织了扩大会议办事处，分别拍发了致各将领，各委员电，并派覃振专往前方慰劳将士。阎锡山、冯玉祥接电后，首先分别向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复了贺电。阎的贺电为：“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公鉴：寒（１４）电奉悉。此次讨蒋，为维系党纲将坠而战，为解放人民痛苦而战。主义极明，薄海同愤，我前敌将士，抱无畏之精神，誓剪渠魁，以争-生存，乃其天职。承特派覃委员慰劳，不独锡山感荷隆情，即全体将士，亦鼓舞不置也。除分电转知前敌将士竭诚相迎聆训外，特复。阎锡山参（１６）日”。

８月８日，在中央党部会议厅召开了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会议，通过了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组织大纲草案、中央政治会议规划草案，并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及组织部、宣传部等各部的组成人员。不久，又召开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大纲，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定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９月５日，扩大会议发出通电，敦促各位员即日赴北平就职。阎锡山遂于７日偕赵戴文等到平。１９３０年（民国１９年）９月９日上午９时，阎锡山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宣誓就职。誓词曰：“余誓以至诚，奠定奉总理遗教，实行本党-及政策，必信必忠，始终不渝。谨誓”。因为阎锡山的就职时间里有四个“九”，后被人戏称为“四九”小朝庭。

就职典礼完成后，即将由汪精卫起草的通电签署拍发，分请唐、冯、张、李等于所在地先行就职。同时，委任前线各路指挥，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但后不久，倒蒋军事失败，扩大会议昙花一现便告结束。阎锡山在作了不到一个月的主席后，悄然离去，避往大连。由于山西的军政领导人都是他的亲信，所以阎锡山在大连仍旧摇控山西军政大权。

四．阎锡山与西安事变

“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兴起，日军开始侵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绥远，并在山西屡造事端，给阎在山西构成极大危胁。鉴于这一形势，阎锡山开始调整策略，由联日-转向联共抗日。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阎锡山让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和其他抗日人士组成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１０月底，他又大力支持傅作义部队抗击日伪军对绥远的侵略，并取得百灵庙大捷，挫败了日寇侵略绥远，妄图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

阎锡山还和张学良秘密商讨联共抗日问题，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共识。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３１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阎锡山和张学良决定利用祝寿之际，向蒋介石进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蒋介石祝寿典礼举行后，阎锡山与张学良即一起晋偈蒋介石，陈述他们的主张。而蒋介石仍旧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说共产党已成强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阎、张两人耐心听完蒋的训词后，又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想，这一下激怒了蒋介石，蒋厉声质问他们说：“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张二人一听这话，知道不能再说什么，便沮丧地退出。晚饭后，二人摒去随从，一边散步、一边长谈。最后，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呀，看委员长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吧。”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效后，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囚禁蒋介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事变后，张学良致电阎锡山，希望他能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接电后，阎锡山立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阎锡山在会上说：“小六子（张学良）太蛮干了，已元气大伤。”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营救蒋介石。谴责张、杨。于是，阎锡山致电张、杨，称“来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以。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日力量乎？减少抗日力量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１３日，他又致电国民党中央，报告“西安事变起非常，我辈当协力共维大局，并派许永昌晋京，商承一切。”

阎锡山的反应无疑给张，杨泼了一头冷水。殊不知，阎锡山也是不得已之举。此时，正值绥远抗战之际，阎锡山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给他以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如果全国陷入混乱，他以晋绥之力是无法抗击日本的。而西安事变本身就具有内战的潜在可能。如果处理不当，马上就会演成大规模的内战。环顾国内，舍蒋介石，谁有能力来领导中国的对日战争呢？因此，他虽然与蒋介石有过深刻的矛盾，仍改变以前对张、杨的态度，坚决站在国民党主和派一边，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此时，南京方面与西安方面中断联系。与两方都有联系的阎锡山的举止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南京政府代行政院长孔祥熙在收到阎锡山的电报当天，就复电阎，“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祈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汉卿于公夙致推仰，尚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救国家于万劫。”并赋予阎锡山以营救蒋介石的全权。

张学良虽极不满阎锡山的所为，但为了顾全大局，促使蒋停止内战，达到兵谏目的，仍派代表赴晋，向阎锡山详细陈述西安事变的经过。阎锡山在接见了西安方面的代表李金洲后，即命秘书电报南京，太原的报纸亦报导张、杨的代表到晋，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以安定全国人心。阎锡山还准备派出代表赴西安调停张、杨与蒋之间的冲突。并要求张、杨准许他的代表去西安后“能与委座单独谈话”。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到１２月２０日，局势逐渐明朗。一方面，中共代表到达西安，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事变。另外，张、杨也与南京方面建立了联系。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地位逐渐失去意义。张学良也就不愿让阎锡山享有一份功劳了。２１日，张学良对去接阎的代表李金洲说：“今天不用去了，我决不让老阎作这一买卖，你拟电报给阎氏，就说今天天气不佳，不宜飞行，等气候好转了再行前往。”

阎锡山被蒙在鼓里，对西安方面的进展毫无所知，２５日，他对傅作义说：擒虎容易纵虎难，自古没有这种事实，也没有这种道理。他满心希望利用这一事变，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目的。不料当天，阎锡山驻南京的代表赵丕廉以急电向他报告，蒋介石已脱险由陕飞到洛阳。阎锡山半信半疑，双手插在腰后裤口，不停地踱来踱去。直到蒋介石座机抵南京，赵又以急电报告阎，阎锡山才确信无疑。他阅此电报后。随即坐在沙发上，好久没有说话。

五、“存在就是真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军曾积极抗日，在同日军的激烈作战中。阎锡山损失惨重，实力大减。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隶属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却在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对八路军的发展。阎锡山感到不安。为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阎锡山同共产党的磨擦加剧。１９３９年１２月，阎锡山发动对山西新军的进攻，史料称之为“十二月事变”。此举立即遭到共产党的大力反击，中共称“阎锡山的阴谋不仅没有得逞，而且威信扫地。”

为了重振队伍，巩固实力，阎锡山于１９４０年４月将第二战区司令部迁往山西隰县南村坡。由于南村与“难存”同音，阎锡山就把南村坡改为“克难坡”。把战区司令部驻地称为“克难城”。这样，一来表示要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存在和发展的决心；二来表示“克去难存”便能住下去。他还把１９４０年命名为“克难年”。果真，阎锡山在这里一住便是五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此时，阎锡山的管辖地只有隰县、乡宁等七个完整的县和临汾、洪桐等十多个不完整的县，处境十分艰难。北有共产党，东有日本人，南有蒋介石六个中央军，且“人心未定，金融混乱，社会不安，形势险恶，已达极点。”正如阎锡山所说：“我们的环境，可以说是四面压迫，打击我们吃饭穿衣，被人限制我们的交通，使我们一日不得一饱，衣服不能更换。”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观点。他说：“所谓真理就是指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是客观实际需要的真理。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我们主张的是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的真理的。因此，我们说，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国家的、社会的、世界的真理。”他还把这句话的发明权归于列宁。他说“存在即真理”这句话，是列宁在苏联革命时与德国签订和约时讲的。当时有人反对他割地求和，提出质问，列宁就答以“存在就是真理”一语。

由此出发，他提出“需要就是合法”。既然“存在就是真理，则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因此，他在１９４１年７月６日-会议讨论时事问题时说：“我们无论如何要以存在为目的，先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

阎锡山为了他的“存在”而“不惜一切手段”，他一面和共产党合作，一面又和日本人有联系。他曾命令前线部队“绝对不准对日军开枪射击，以致发生冲突，违者除对该部队主管严加惩处外，所有消耗弹药，一概不准报销，并应负责加倍赔偿相应弹药费。”阎锡山还派人依照他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项原则，与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参谋长楠山和汉奸苏体仁等会晤，要求日方装备五十个团，拔步枪五万只，机枪五千挺，重机枪五百挺，同时将晋中十县政权交给阎方接管。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在克难坡举办“干部暑期进步讨论会”，后改称“洪桐训练班”，将军队连级以上和行政小区区长以上二万多人进行训练。训练其间，阎锡山亲自授课，使用《论语》警句，试图证明“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论点。

阎锡山逢时际会，统治山西三十八年。其一生拥蒋也反蒋，联共也-，抗日也通日。自称是“在三只鸡蛋上跳舞”。抗战期间，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对他的干部们说：现在一等聪明的人在共产党，二等聪明的人投了日本人，在座的诸位是三等聪明的人。”果然，几年之后，他就被“一等聪明的人”从山西土皇帝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从此再也没能回到山西。

六、太原五百完人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共全面内战爆发。阎锡山的部队率先和解放军多次交锋，败多胜少。时不过三年，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已芨芨可危。

１９４８年底，太原被解放军包围。阎锡山整集各部，加修工事，欲抵抗到底。但阎深知大势已去，于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９日乘飞机离开太原。离开太原前，阎指定梁化之（早年曾加入共产党，投阎后一直主管特工系统）、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五人组，在太原继续抵抗。要求他们“与太原共存亡”。

解放军包围太原后，先采取了围困瓦解的方针。多次呼吁梁化之等人“走北平的道路”。被拒绝后，解放军于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日晨５时，对太原发动总攻。当天即扫清据点，占领东山，居高临下，直逼太原。在太原城内的梁化之、王靖国、孙楚等人仍率残部三万余人拒绝投降。２４日晨５时半，解放军展开最后攻取太原的战斗，一千三百门大炮在城墙上轰开了十二个缺口，６时１０分登城成功。解放军入城部队将阎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１０时, 太原城被解放军全部占领。此时，躲入太原绥靖公署二号楼地下室的孙楚、王靖国、赵世铃、吴绍之、薄毓相、孟际丰、杨世明等人，得知太原守城部队已被全歼。他们没有勇气喝下阎锡山临走时发给他们的，又难逃出太原，只好等着被俘。

阎锡山飞离太原时，要他的干部们，特别是高级干部们学习“田横五百壮士”，准备“杀身成仁”，并为他们准备了。但阎的干部们，除少数人外，大部份投降了解放军。为阎锡山“殉节”的主要是梁化之及其手下的特务们，有梁化之、徐端、兰风、李紫云、尹遵党等。当解放军攻到太原绥靖公署时，梁化之感到绝望，遂胁迫其相好阎慧卿在绥靖公署东钟楼地下避弹室，在床上服毒0。徐端、兰风、李紫云和他们的一些手下张剑（特警科长）、郝彬楠（情报科长）、吴兆庆（总务科长）、曹树声（特宪队长）、张耀华（审理科长）等二十余人，在精营西边街４５号特警宪指挥处地下室里，有的服毒，有的相互枪击而死。特警宪指挥处秘书主任范养德等十余人在东辑虎营。太原特警队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在后坝陵桥１８号队部小楼上。此外还有山西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在击毙其小妾后，也在柳巷派出所。据统计，者为五十人上下。阎锡山以此为基础，对外称有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殉城。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哪儿有不多不少就正好五百人的。这“五百完人”中，除上面提到的外，有死于疾病的；有被阎的军政机关处死的；其中还有相当一部份是虚构的。有的人被列入“五百完人”名单，但至今仍然健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１９１次会议决议对这“五百完人”加以褒扬。国民政府-致电阎锡山唁慰。国民政府-还动议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当时国民党在大陆正处于崩溃阶段，国民政府配合阎锡山大力宣传“五百完人”，无非是为了给国民党官兵鼓劲，当时国民党中也有人对阎的这种作法持有异议。１９４９年５月８日，章士钊和邵力之在给李宗仁的信中说：“夫阎君不惜以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己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破城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之。”

阎锡山到台湾后，通过行政院拔新台币２０万元在台北园山建“招魂冢”，阎题了碑文和祭文。祭文中说梁化之等人“杀身以成仁也”。其“誓生不与之两立，死不与之见面，战至由巷而院，力尽物竭，而集体而焚其体。”“此生可谓得其结果而无憾矣！”“人生于世，谁能避其死，死其成仁，得其义，胜苟生者多多矣！”阎锡山称梁化之等人之死“是为人类国家伸正义”等等。台湾也有人著文说“太原无降者，自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以次，满城文武官员在城陷之际集体，彻底实现阎锡山的指示：“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产党相见！”

七. 出任行政院长

到１９４８年底，阎锡山深知大势将去，一方面开始为自己安排退路，另一方面又向下属表示要与太原城共存亡。１９４９年１，２月间，阎锡山接见几名外国记者，指着桌上一些装有的小瓶说：“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他还将-的扶乩生王某请到家中扶乩。扶乩结果是“飞虎队就要到来。”“太原城有祖师爷保护”。阎则借以稳定军心。不久，蒋介石要阎锡山放弃太原，速退西安。担任西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西北各处重责。干部由陈纳德用飞机接走。军队尽量西渡。在放弃太原前，将兵工厂炸毁。但阎不同意这件事，仍然表示要坚决固守太原。

与此同时，阎锡山通过在南京的杨爱源向代总统李宗仁和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陈纳德等人联系，由他任行政院长，何应钦任-长，白崇禧任参谋总长。打算在太原不能保时，飞往南京任行政院长，太原形势缓和时，仍统治山西。但就在他的安排就要实现时，李宗仁改变了态度，发表由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并请贾景德电阎，告以阎的名望很高，不敢以行政院长委屈，正筹划崇高名义。贾景德在电中相告，行政院长既以发表何应钦，当然副院长一席未便曲就，容图再想办法。阎接电后，甚为生气。但因解放军已迫进城下，乃复电贾景德云：“为了拯救晋民，名位高下，在所不计，虽副席亦可也。”

随着太原形势紧张，阎锡山变得终日心神不定，坐卧不宁。阎锡山平时待人和蔼，但此时却暴躁不安，手里常拿一根木棍，不论亲信和部属，见人就想打，请示或回答公事的人员，见了就要骂。除了过问郊区的战况和运输粮食的飞机情形以外，其他事件，一律不愿过问。这种情形，据他周围的人说，是三十多年从未见过的。

就在部属不知该怎么办时，阎锡山突然于３月２９日下午笑容满面地召集他们开会。他极其和蔼地对秘书长吴绍之说：“你把李代总统的电报念给大家听听”。原电为：“和平使节定于月初飞平，-大事，待我诸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接，宗仁，俭印”（３月２８日）。电报念完，阎徵求大家意见，谈约半小时，有人默不作声，也有人说：“此次赴京开会，应在南京多住些日子。”阎锡山说：“也许三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谈判有了结果，我就回来”。正在这时，梁化之插嘴说：“天气已经不早了，飞机在机场等候，请早动身吧。”阎不要大家相送，立即起身，乘坐汽车，风驰电掣地由绥靖公署直奔郊外圪燎沟机场，除梁化之和阎的五妹阎慧卿到飞机场送行外，其余人员均送到大门口，作了几十年共事的最后一次死别。

阎到机场后，在解放军大炮的射击下，匆匆登机，飞离太原，去往南京。

阎锡山到南京的第二天拜访了李宗仁，对太原的防守作了汇报。李对他说：“你休息几天吧，暂时不必回去”。阎也就借此不再提回太原的事了。

四月中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何应钦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中共１月１４日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阎锡山说，条件的实质是难以接受的，即使接受了，以后也难以解决问题。他还亲赴溪口和蒋介石面商，谓李宗仁进行的和谈，决不会成功。到和谈破裂时，他愿拥蒋再度出山，由他任行政院长，扭转败局。

南京被解放军攻克后，广州成为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阎锡山也到了广州，并和ＣＣ系联合发起成立了“反侵略大同盟”。国家主义派、民社党也参加其中。该大同盟虽然昙花一现。但却为阎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行政院长孙科在内外交困下辞职。李宗仁想让自己人居正担任行政院长，组成以桂系为中心的内阁。蒋介石怕不能操纵政府，反对居正出任行政院长，但又不便让自己的亲信来出任。这就给阎锡山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居正一被否决，阎锡山便以守城“名将”的名声和坚决-的态度，在ＣＣ系的大力支持下，于１９４９年６月３日担任了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

阎锡山上任后，先飞到台湾见蒋介石，然后到桂林同李宗仁商议，发表了组阁名单。以朱家骅为副院长，其余-、财政部等要害部门都未曾变动，还是蒋介石的原班人马。阎锡山将自己的亲信贾景德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王平为财政部次长，方闻为总务司长。６月１５日他首先提出一个“扭转时局方案”，规定后方几省成立“-救国总司令部”，由省主席兼任总司令。７月１日，又制定“全国作战计划”，以重庆为军事枢扭，以台湾为作战基地。７月６日，他又与陈纳德商定，重组“飞虎队”。７月７日，阎锡山和蒋介石、李宗仁等，以及青年党，民社党负责人和胡适，于斌等９８人，借纪念“七七事变”之际，在广州联合发表“-救国宣言”，声称要“集中力量，坚持战斗”。７月１２日，行政院颁布“-公约”，规定五家连坐，互相监督，检举。８月３日，国民党临时成立的决策机构“非常委员会”，通过了阎锡山提出的“-救国方案。”

这时，东北、华北已全部解放，湖南程潜亦表明愿意和平解放的态度。但阎锡山仍希望在湘粤间阻挡解放军南下；同时，他派出许永昌到绥远游说董其武不要随同傅作义响应和平解放，并调开甘肃省主席郭寄峤，将甘肃军政大权完全交给马步芳，以图巩固大西北。他还对云南的龙云表示希望西南不要有什么变化。但事于愿违，绥远在徐永昌离开几天后便宣布起义。西北的马家军也很快被解放军击溃，兰州于八月解放。粤北的韶关、英德相继落入解放军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于８月８日由广州迁往重庆。接着福州、兰州、银川相继被解放军攻克，新疆和平解放。

１０月１４日，李宗仁和阎锡山在广州被攻克后飞往重庆。１０月１６日，阎锡山在四川推行总体战，制定“军政一元化”的作战方案。但解放军入川作战，进展神速。阎锡山又于１１月２８日飞往成都。在成都，他又兼任国民党教育部成立的“-救国战斗团”的团长。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８日，在成都被解放军占领前夕，阎锡山飞往台湾。

八. 临终留谜

１９５０年３月，蒋介石在台湾再次出任总统。陈诚继任行政院长。阎锡山从此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其职位是-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这时的阎锡山，住在阳明山之菁山，深居简出，很少参加公开活动。这里原是日本人没有完工的一个农场。没有公路，自来水，也没有电灯电话。阎锡山为躲避炎热和台风，打了一个石窑洞，起名“种能洞”，住在这里，每日埋头写作。他先后出版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哲学和共产党的错误》，《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复国的前途》等著作。１９５９年，香港《真报》记者和他谈重返大陆的问题，他说：“一旦能配合国际形势，王师跨海北进，直捣黄龙，毫无问题。诸位别看我阎锡山老态了，真个一旦-号响，看吧，我还要请求率领健儿们再打几个胜仗给国人看看；我有信心，生从太原来，我这把老骨头仍将活着回太原去”。

但此时的阎锡山心里一定很明白，他不会再看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了。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阎锡山于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３日病逝于台北寓所，享年７７岁。

病重时，阎锡山对一直看护他的贾景德说：他痛惜自己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阎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

生前，阎锡山还自作挽联数幅，嘱家人在他死后，贴在指定位置。贴在灵前的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笔事功”。横幕为“朽［目真］化欲”。贴在檐柱前的为：“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乾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横幕为：“努力摆持”。贴在院中的为：“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横幕为：“公道爱人”。贴在院门上的为：“对在两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横幕为“循中蹈对”。中间两幅较易为人理解。对前后两幅，凭吊者往往莫明其妙，不解其意。有人说“阎一生喜弄玄机。临终还留此谜联，让人动脑筋”。

阎锡山病逝后，台湾成立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委员有于右任、张群、贾景德、唐纵、李石曾、张道蕃、谷正鼎、谷正伦、梁寒操等人。５月２９日入敛，蒋介石亲往祭奠，并送一块“怆怀耆勋”的匾额。随后葬于阳明山七星山之上。

阎锡山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最混乱的时期。多少风流人物在这个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有的人象流星一样很快就消失了。而阎锡山在清王朝末期、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及国民党退据台湾的最初十年等几个时期，总是扮演着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功过自有评说, 但阎锡山在近代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形像，为阎的一生及他的时代提供了一个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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