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
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济南历城人，曾读书于佛峪林汲泉畔，故自号林汲山人。清代学者，藏书家，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创议人。周永年青年时代即嗜读书与藏书，1771年举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协助纪昀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编成后，由纪昀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简明目录》，周永年分担释家、道家典籍提要的编写。曾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后充文渊阁校理。四十四年充贵州乡试副考官。卒时，年六十三。
周永年出身寒微，仕宦清苦。他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购求图书，积书达5万余卷。他贮书的目的，并非以收藏事博炫耀于世，而是为了保存、整理和普及古代文化遗产。他有志于仿效佛教之《大藏经》、道教之《道藏》，将我国历代学术著作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再加以整理，修成《儒藏》。他在《儒藏说》中呼吁：“今不揣谫劣，愿与天下同人共肩斯任，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
周永年还向社会呼吁建立“借书园”。他联络桂馥等学者在济南五龙潭畔修建“潭西精舍”，“聚书其中，招致来学”。他甚至设想“借书园”能够做到“寒士则供其食饮”，“极寒者并量给束修，免其内顾之忧”。
章学诚《周书昌先生别传》云：“宋元遗收，岁久湮没，畸篇剩简，多见于明成祖时所辑《永乐大典》。时议转从《永乐大典》采缀，以还旧观。而馆臣多次择其易为功者，遂谓搜取无遗逸矣。书昌固执以争，谓其中多可录。同列无如之何，则尽举而委之书昌。书昌无间风雨寒暑，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丹铅标识，摘抉编摩。于是，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公非诸集以下，又得十有余家，皆前人所未见者，咸著于录。好古之士以为书昌有功斯文，而书昌自是不复任载笔矣。”“庚子、辛丑之间，《四库全书》将竣，而馆阁被命特修之书，若《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职官表》、《河源考》之类，指不胜屈，皆于趋成，以入四库著录，馆阁撰述，需入翰林，稍知名者，一人常兼数馆，又借才外曹，若进士、举贡诸生，未得官者，或借以超资，换阶纷然，竞赴功名之会。而书昌皆不得与，意泊如也。书昌阔于世故，惟读书不欺。其与人也忠信，而自为谋往往明大而疏于细，据其理不甚详察于人事，以是益迂之。”
周氏“博古好学，藏庋典籍甲于山左”。沈起元《题〈水西书屋藏书目录〉后》云：“余来主泺源书院讲席，得周永年，其文矫然，其气凝然，百元嗜好，独嗜书。历下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其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今所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义者，窥其志，将尽致古今载籍以掇其精而哜其胾（音字，大块的肉），而不仅以多藏为富。”
桂馥《周先生永年传》云：“先生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有贾客出入大姓故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
周氏尝至四库馆借钞书，“佣书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会禁借官书遂罢”。亦曾向馆进呈家藏之书，《总目》即著录其家藏本三十二种，二百一十一卷。（详《书林丛考·四库全书献书人丛考》）
周氏受曹学佺之影响，提出《儒藏说》。云：私家藏书，“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不如仿照佛藏、道藏，建立儒藏，“果使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馆以读，数年之间，可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而功倍哉？”儒藏，一可使典籍“永无散失”；二可使“与天下万世共读之”；三可使“奇文秘籍，渐次流通。”
周氏与桂馥等人“买田筑藉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章学诚《周永年别传》云：“予因与桐（即邵晋涵）往见书昌于藉书园。藉书园者，书昌之志也。书昌故温饱橐馁，于书积卷殆近十万，不欲自私，故以藉书名园。藉者，借也。”其藉书园之书，可“供人阅览传钞，以广流传”。
其藏书处，一曰林汲山房，一曰藉书园，一曰水西书屋。藏书印有：“周印书昌”白方，“书昌一字书愚”朱方，此印可补传记之缺，各传均未载永年一字书愚，“书愚”之字正与章氏《别传》谓永年“益迂之”正合。永年甘自传“书愚”，且镌于印章，真为艺林又增一佳话。尚有“林汲山房藏书”朱方、“传之其人”白方、“藉书园”、“林汲山人”、“济南周氏藉书园印”等印记。
周氏藏书目录有：一、《水西书屋藏书目录》，此为早期读书时所购藏书之目，沈起元为之跋后；二、《藉书园目录》，章学诚为之撰序；三、今存之《藉书园藏书目》二册，刘喜海味经书屋钞本，首无章学诚所撰序，殆为藉书园书目之别一种。是目依四库分部、分类及子目，著录仅书名、卷数，著者冠于书名之首，不注明版刻，极简略。著录之书亦仅约三千种，详于经、子，略于史、集。
永年以流通古籍为职志，故亦好刻书。与青州李文藻相契，往来三十年，“凡相聚及简尺往来，无不言传钞书籍之事”。李文藻借周氏善本十余种，皆已刻板，未及印而殁。永年继其志，将此十余种印为《贷园丛书》，序中详叙经过，不没李氏之功。此书今尚存。
王培荀《乡园梦忆录》卷二记其藏书散佚甚详，云：“父在都日，寓舍比邻家仆田升，亦代周料理所刻书，多寄余家，代为消散。其家藏书最多，在馆时蒙上垂问。家藏书籍刻有书目二部，遂以进呈，点出一千余部进之，后印以御宝发还，堂官某求暂留借观，未数日，而其家籍没，遂入大内矣。出门每以五车自随，在德州书院将归，以书寄朋好处，逮返，而其书尽为人窃去。在济宣时，留书某家，为水漂没。”
又其《听雨楼随笔》卷一云：“李调元所刻《函海》，得吾乡周林汲先生永年钞本书三十种，后屡索不还。林汲先生博极群书，晓岚宗伯荐修《四库全书》，极一生搜求之力，所得半归雨村。”“林汲先生孙溪亭（宗耀）补四川崇庆州州同，升贵州广顺州知州以卒，今其子宝傅羁蜀难归，藏书无存，与雨村之后同一陵夷，可叹也。”
周氏书有及身而散者，有殁后子孙不能守散出者。及身而散有没入清内府者，有为人窃去者，有被水漂没者，有为李调元借而不还者。直至其曾孙，藏书才散尽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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