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倍受推崇的“中国十大医学全书”载，古代中国以孙思邈的《千金方》等为代表的十大医学全书之中，仅新安地域历史上明清两朝，就出现了明•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清•吴谦的《医宗金鉴》及程文囿的《医述》三部，可谓煌煌巨著，厥功甚伟。
《医述》的编撰者程文囿（1761—1833年）、字观泉，号杏轩。清•乾隆嘉靖年间歙县东溪人氏。文囿自幼好学，早年攻读儒学，工于诗文，博学多才，有诗抄两卷。二十岁始研读岐黄，之后其集毕生之精力钻研医学，上自《灵素》，下至清代的古今三百二十余家的医学书籍和四十余种经史子集刻苦攻读，删繁就简，取其精华，而功到渠成，自成一家。
程文囿是新安医学临床家，以内、儿、妇科见长。其师古而不泥，临症常于虚实之间，疑似之处，得其要领，精确分明，且常出新意。尤其是中医对伤寒、温病、复杂外感以及危急重症的治疗可谓是随机应变，游刃于如珠走盘，常常是立竿见影，效如桴鼓。文囿治“火”，必分阴阳虚实。其以为实火为有余之火，其势虽倡而周流不滞，但宜以寒凉清之，其火自退，故而其治多易。而虚火为不足，多因阴虚而起，需先补其虚则火方自退。如若不分虚实，遇火证便投以寒凉之剂清之、泻之，往往致使阴愈虚、火愈炽，而元气大伤。受丹溪养阴派学术思想的影响，文囿还十分重视胃气在治疗中的作用，主张调养气血，培护脾胃元气。其指出：“百凡治病，胃气实者，攻之则去，而疾易愈。胃气虚者，攻之不去”。强调了治病必须细察胃气的有无，病人邪甚而胃气不虚者，可以祛邪，邪去则病疾自愈。而胃气虚者，虽有实证也不可轻易使用攻法，攻之则病益甚，盖因胃气本虚，攻之胃气益弱，胃气弱又不能行其药力，攻之亦无功。
文囿不仅医术精湛，且医德高尚，为人谦和，学习钻研，孜孜不卷。其在《医述•卷二•医则》中说：“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提示告诫学医之人应虚心而好学，刻苦钻研，努力学习理论知识，打下牢固的基础，日积月累，基础扎实，方能在临证时面对千变万化的疾病运用自如，圆机活法，故而前住求诊者接踵而至，医名益噪。
文囿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始，至道光六年（1826年），历经三十五年之考订，辑先圣经义六百五十余条，前哲名论五千余款，共分一百三十门，五百七十类，选辑医案二百八十余则，附方一百九十七道，寓“述而不作”之意，辑成《医述》十六卷。《医述》全书共计六十五万字，分为：医学溯源二卷；伤寒提钩、伤寒析疑各一卷；杂证汇参八卷；女科原旨、幼科汇要、痘科精华、方药补考各一卷。《医述》各论提纲扼要，郑重详实，遵古而又不泥古，使后学有道可循。此书始刻于道光十年（1830年），前后历经了四年于1833年方才刻成，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汉口重刊，1959年及1981年安徽省卫生厅、安徽中医学院又几次组织校点、重刊。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耿鉴庭先生在重刊《医述•跋》中盛赞程杏轩“既胸罗四部，又博极医书，义达真存，便人心析”。实为新安医学杏林之宝筏。
程文囿还著有《杏轩医案》三卷，分《初集》、《续录》、《辑录》三部分，《初集》刊刻于清•嘉庆九年（1804年），《续录》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年），道光九年（1829年）《辑录》成书后始将《初集》、《续录》、《辑录》一并付刊。光绪六年（1880年）由其子北恒再刊于汉口，光诸十七年由泾县朱氏将《杏轩医案》与《医述》合并刊行。1936年，《杏轩医案》刊于《珍本医书集成》，被曹炳章先生编入《中国医学大成》。1959年，安徽省卫生厅组识了第六次长宋繁体竖排宣纸线装及凸版纸平装两种版本。1986年，现国医大师李济仁先生笫七次对《杏轩医案》逐案研释，发其未发之隐微，校注正讹，再付刊行。
《医述》与《杏轩医案》乃为程文囿毕生医学理论研究及临床经验之结晶。多为疑难验案，对真寒假热，实证类虚，阴极似阳等证辨析尤其精当。且立方遣药多变灵活，堪为后学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