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澥，字仲容。北宋熙宁八年（1076）进士。旌德县新建村人。他出身贫寒，祖上三代均未做官，以“布衣”考入太学。先后任分录、学正、国子监司业、祭酒（类似校长），最后担任大司成（太学监督）。一生多数时间均从事教育。直到晚年，仍孜孜不倦于著述。他著作甚多，有《诗书讲义》6卷，《孟子详解》14卷，《诗义释音》30篇，《诏诰》3卷，《乐章》1卷，《文集》30卷，还参加王安石《三经新义》的编写工作。他的诗词水平很高，在清嘉庆《旌德县志》中载有他咏桂子亭的诗：“影浮明月高群木，香袭华亭瞰好山。”志载他文章“言语妙天下，温厚闳深，一篇出人争诵之，”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有杰出的成就。
汪澥任太学祭酒期间，为配合“王安石以经术辅天子，”他“实与其议，又传其说”。当时的“经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学，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学术思想。宋代的中央官学有国子学（监）、太学（七品以上-子弟入国子学，八品以下-子弟入太学），汪澥配合王安石改革招生制度，推行“三舍法”。即每年给外舍升入内舍，由内舍升入上舍。也就是县学生可以考选入州学，州学生可以升入太学。
汪澥还积极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宋初取士，多用唐制。进士一科，限年考试。所试科目四书五经和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等条，偏重儒家经典。到宋元佑年间推行“十科举士法”，即凭借大官僚的推荐就可举为进士。汪澥支持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以“经义论策取士”，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由主考官出题，注重考生对国家历史与现实分析能力、并提出相应对策的考查。罢诗赋、贴经、墨义，废“十科举士法”。为改革教材，删改“诸儒各以颛门相传授，昵於训故，后世疑焉”自想矛盾的内容，协助编写《三经新义》，以经济学、哲学角度批判唯心的儒、佛、道思想体系，吸收前人有用的经学成果，进行理性分析，摈弃以前盲目“固执师说”的教材，为推行新法扫清道路，培养人材。
汪澥另一个教育思想是知与行并重。汪澥青少年时受的教育是儒学经典，志称他“结发嗜读书，未知经之时，已能专意“义学”，手笔口诵，昼读夜思”，打下深厚的基础。当听说著名学者胡瑷（字安定）在湖州办学，“立经义、治事两斋，注重实学”，便赶往几百里外拜师，“尽得（胡瑷）所学”，成为其得意门生。胡瑷也非常器重汪澥。宋元丰五年（1082）胡瑷特地从新安至旌德石壁山，寻访新建汪澥故居，并成《游石壁》“古风”一篇，寄书于屋壁，诗中写道：“期间新建居，林泉最清幽”；“因羡汪君居，复思汪君投”。寄托深挚的师生之情思。当汪澥在青年时期，接触到王安石的思想体系后，“不昵于训故，固执师说”，又“从王安石游”，“遂於诸经无所不通会”，当时太学“增弟子员，求人可为诸生领袖者，独公（汪澥）与李图南二人分录学事，人莫不荣之”。宋神宗得知汪澥之名，先赐绯衣银鱼袋，后又将他的名字“书于屏风间”备忘，以待日后重用。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十岁的小皇帝哲宗嗣位，由太后听政，政权由旧党把持，安石外贬。正值盛年的汪澥，调任舒州怀宁主簿；后调鼎州司理参军，该州太守听说调汪澥来，高兴地说“为诸生师矣！”于是，“湖湘千里间，求学者趋之”，“经（他）指授，皆有成。”
汪澥任地方官，注重为民兴利除害。在任瀛州防御推官和担任歙县、黟县令时，公正廉明，“用静治、教条皆可师”。同时，为当地兴修农田水利，“筑长堤、以除水害”，受到老百姓的爱戴，“至今为邑所祀”。又多次担任京官：如宣德郞博士、奉-节度判断官、太常寺主簿、秘书丞、中书舍人、朝议大夫，这些官职大都是理财与事务管理的职责。可以说汪澥不仅是教育家，也是理财和管事的能手。汪澥还兼任皇族子弟的“王府翊善”，即王府辅佐。神宗的两个弟弟向皇兄报告：汪澥是“端亮、鲠直，有文学、政事之人”。汪澥廉洁自好，在兼任王府翊善时，“遗中贵官饷赏厚，公一不受。人方知公，名闻禁中”。他善于体谅下层人民，志载他“遇人无贵贱长幼，一本诚如居家”；对穷人接济，“然视持公为生者不可胜数”。
汪澥在晚年受守旧派排挤，称他“守安定之学不终，而染于新经之说”，调动频繁，不断奔波，又因“以议学制不合，以显谟阁待制知婺州改知颍昌府，”再改寿州、应天府；最后任嵩山崇福寺庙官，只有虚职和俸禄了。在赴任途中，船行盱眙而卒，享年七十五岁。后来，皇诏称汪澥“官以儒名者三十年”，赠“宣奉大夫”和“少师”。南宋绍兴九年（1140）安葬于宣城泾县水西钱冲原。南宋时德兴人汪藻（时任显谟阁学士、知徽州、宣州府）为其写墓志铭，称他“命世则为醇儒，立朝则为名臣，居官则为循吏。”明正德年间，旌德县建立乡贤祠，汪澥被列为七贤之首。清顺治年间，史志学家旌德人方学成，游新建时，赋诗《汪少师故居》：
山光低映监书楼，况有居临新市头。
万灶春寒倾社瓮，双扉雨足长溪倏。
御屏姓氏元丰记，石壁诗章安定留。
还喜颍滨遗老在，车中又见发清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