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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同龢

[公元1868年－1925年]

夏同龢（1874-1925），字用卿（用清），又字季平，号狮山山人。贵州省麻江县人。中国近代法政的开拓者、教育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

夏同龢一生经历丰富，他是贵州历史上仅有的两名文状元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状元身份出国留学的留学生；编著出版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行政法学书籍 ——《行政法》；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法政学堂之一——广东官立法政学堂（今中山大学前身）并出任监督（校长）；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并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六理事之一，参与起草《天坛宪法草案》；发起成立独立党派组织——超然议员社；出任江西省第一任实业厅长并获得总统授予的二等大绶嘉禾章；与佛教界高僧太虚大师等各界名流发起组建了世界佛教联合会等等。

至今犹存的“两街道一故居”，能令人依稀感觉到当年的荣耀：“两街道”分别是指位于贵阳市团井巷的“夏状元街”，因夏同龢曾在此居住而得名；另一条街道则是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法政路”，因夏同龢在此选址建起法政学堂而得名；“一故居”指在他的家乡麻江县高枧村狮山脚下的故居，原有亲笔写的“状元第”匾和 “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楹联，如今状元第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设置承宣布政使司，正式设立省一级行政单位。在此之前的明朝洪武二十二年（1389），夏同龢的先祖“从征率兵入黔”，由江苏南京随戍边部队来到贵州，后定居麻江县高枧堡。高枧夏氏入黔比贵州建省早了二十四年，此后便世代居住于此，迄今已六百余年。

同治十三年（1874）夏同龢出生于书香官宦之家，其高祖夏鸿时考中举人后曾官至陕西石泉县、洛川县知县，姑曾祖父莫友芝是晚清著名学者、“西南巨儒”。夏同龢的父亲夏源历任云南省南宁县知县、四川合川大河坝官运盐厘局等官职。夏同龢自幼随父奔走各地，见多识广。

此时的中国，推动近代化的洋务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想缓慢但不可阻挡地开始渗透到庞大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但科举考试仍是所有读书人唯一的选择，夏同龢也不例外。

“御笔钦点”的戊戌状元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九日，正是乍暖还寒的时节，来自贵州的夏同龢踏入了北京会试考场。自光绪十九年（1893）参加贵州乡试中举后，夏同龢已经错过了光绪二十年（1894）、光绪二十一年（1895）连续两次会试，此次考试他是志在必得。和他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从全国各地奔赴京城赶考的万名举子，他们历经多年通过县试、府试、院试（考秀才）、乡试（考举人）的漫漫征程，从万千读书人中脱颖而出，踌躇满志地来到天子脚下参加会试。会试一般三年举行一次，在乡试后第二年三月举行。这次考试录取后他们将获得资格踏入紫禁城接受当朝皇帝的考试（即殿试），成为人人艳羡的天子门生，这使他们有机会进入国家政治的核心圈，有机会实现读书人“兼济天下”的理想。

本次会试主考官是户部尚书孙家鼐，他是咸丰九年（1859）状元、光绪皇帝的老师、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者。孙家鼐和其他考官一起从万名举人中录取了346名，录取后他们被称为贡士。和夏同龢一起被录取的还有日后曾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钱能训、著名藏书家傅增湘、著名红学家俞平伯之父俞陛云、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父冯台异、礼部尚书李端棻之堂弟李端棨等等俊杰之士。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9日）清晨，夏同龢来到紫禁城保和殿参加殿试，正在酝酿一场变革的主考官光绪皇帝就“求才、经武、绥远、理财” 四个方面的问题发问，夏同龢就这四个问题进行了逻辑缜密的回答。他首次提出“法则治”的理念，稳健、慎重地指出要使国家振兴，最重要的是因时制宜制定出有效的制度并认真贯彻执行，如不能贯彻执行，变法只能是一纸空文。当夜幕降临，夏同龢起身交上自己的答卷，走出了保和殿。此时的紫禁城显得很安静，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的未来，都如同这渐渐沉去的暗夜一般变得更加莫测。

殿试两天后（6月11日）光绪皇帝断然发布《定国是诏》，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样是科举精英的进士康有为和举人梁启超是这场变法运动的主力军，他们试图使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变革。

6月12日，所有的贡士们齐集东长安门外，变法并没有影响既定的程序，刚在头一天宣布变法的光绪皇帝“御笔钦点”夏同龢为戊戌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

变法在推进，但状元的头衔，依然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最高荣耀。夏同龢金榜夺魁的消息从紫禁城传出后，京城内外的贵州人无不为之振奋，这是贵州千年科举史上出现的第二位文状元，历史的迅速转变将这种荣耀定格，夏同龢成为贵州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夺魁之后的夏同龢随即授修撰一职，进入翰林院。翰林院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同时也是官员的后备基地，明清时期朝廷重臣几乎都出自翰林院。对于在戊戌变法这个非常之年产生的状元来讲，夏同龢注定将在这非常之世有非常之经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的状元

1904年初，已是四品官衔的翰林院修撰夏同龢上奏朝廷请求自费前往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留学。法政速成科由时任法政大学校长的著名法学家梅谦次郎博士与中国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商议后报清政府及日本文部省批准后设立，其目的是专为准备进行立宪改革的清政府培养亟需的法政人才。该速成科得到清朝政府的大力支持，夏同龢的申请迅速得到了批准。作为已经功成名就的状元，夏同龢在国内已享有很高的地位、声望,他能顺应时代潮流、主动放弃既得利益，申请留学，足见其心胸开阔、志存高远。

1904年春，带着学成回国后担当起推进中国-改革重任的使命，夏同龢东渡扶桑，此时的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又拿了一个第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的状元。在中国相对封闭的千年科举史上，作为知识精英的最高代表，夏同龢的留学代表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主动接受近代理念，实现士绅阶层近代化整体转变的开始，似乎也预示着科举考试制度即将走到终点。就在夏同龢出国的1904年，刘春霖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状元，1905年科举考试取消。

1904年5月7日是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一班开学的日子，本次开班录取了来自中国的94名留学生，这些学生主要是各省督抚选派的官费生，另有部分有志于中国立宪变革的私费生，他们全部是在中国已经取得功名的科举精英，夏同龢是他们中唯一的一个状元。

速成科第一班的学习年限只有一年，学校选择了对推动中国-改革最有价值的法学专业课程，并聘请顶级法学家授课。一年后，夏同龢顺利从法政速成科毕业，他的学业成绩得到了校长梅谦次郎博士的高度赞赏，认为他“试验之成绩甚优”。他的考试文章《清国财政论策》被全文刊登在日本《法律新闻》上。在由法政大学所编写的《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特集》中，这篇文章也被全文收入。在众多法政速成科优秀学员中，夏同龢是唯一一个在《法政速成科特集》中留下考试文章的人。

自1904年5月至1908年4月，法政速成科前后办班共五期，先后共有约2000名清朝留学生在此学习。继夏同龢之后，更多的进士进入速成科学习，这其中包括两名状元骆成骧和刘春霖，夏同龢作为先行者无疑是他们的表率。从他们中间涌现出了一大批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如：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朱执信、沈钧儒、汤化龙等等。

编写中国最早的近代行政法学著作——《行政法》

1905年7月30日，还在日本的夏同龢接受了《法律新闻》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道：将来回国以后将怎样谋求国家的改良进步时，夏同龢表示“使法律思想普及于国民则国力自强”，并认为自己将来的事业就是能广兴法政学堂，使普通民众都能拥有法律知识，使所有的民众都能依法办事，以此谋求国家的富强。

为实现法政救国，首先要向古老的帝国输入近代法政理念，身在日本的夏同龢开始着手为国人编写一部介绍日本近代行政法学理念及实践的书籍——《行政法》。为更好地完成此书，夏同龢深入日本社会各阶层进行采访、考察。该书以著名法学家、法政速成科讲师清水澄博士讲义为基础，集合美浓部达吉、上杉慎吉等众多名家思想而成。全书约15万字，系统介绍了近代行政法学理念及现行日本行政体系，书中所阐述的近代行政法学思想和行政理念即使到了百年之后的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启发性。该书于1905年8月由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出版，是中国最早介绍现代行政法知识的书籍。此书一经出版后即获得读者认可，后分别由中国书林、池田九段印刷所等多家出版机构印刷出版。

夏同龢《行政法》是《法政粹编》丛书的第三种，这套丛书全部由夏同龢所在的法政速成科第一班的学员们编写，该班学员还编写了《法政丛编》丛书，两套丛书共计三十余种书籍，涵盖了近代法政的各个领域，全部由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出版，并转销国内，后成为清末刚刚兴起的高等教育机构——法政学堂的教科书。两套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介绍近代法政学说的丛书，为促进国人思想的近代化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学的基础。

邂逅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留日期间的夏同龢除了刻苦攻读外，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前往日本各地考察日本行政体制现状，希望从中借鉴对振兴国家有价值的内容。此时的日本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以推翻清政府统治为目标的革命人士，这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1905年7月，孙中山来到日本与黄兴会晤，促成兴中会和华兴会联合，随即组建中国同盟会。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明确提出了以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会纲，这在当时的留学生界引起了极大震动。革命思潮开始在留学生中间蔓延、沸腾，身处其间的夏同龢也颇受此影响。

八月的一天，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革命家程家柽邀请夏同龢和他的同班同学萧仲祁、胡子清到当地的两国桥酒家与宫崎寅藏等人会面。日本人宫崎寅藏是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长期资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此番会面，对清政府四品官衔翰林院修撰夏同龢来讲，需要有相当的勇气，但他依然冒着极大风险前往。在酒楼，夏同龢见到了孙中山，在这里他们讨论反清大业，其间夏同龢对此有何言论已不得而知，但孙中山先生的一席话却发人深省：“我倡议革命多年，曾偶有挫失，地方官吏士绅不敢捕拿，也不愿举报，恐报捕不获，反受斥责，故相率掩饰。诸君要看清形势，除掉恐怖心理，乃有进步的希望。”对夏同龢而言，对革命前景的担忧、对自己身为朝廷官员的顾虑以及作为一名法政人的法政素养使他在对待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革命时心存犹豫，这使他错过了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机会，也进一步深化了他法政救国的理念，坚定了他日后归国走上投身法政教育事业的道路。

与孙中山的邂逅以及在日本亲眼所见如火如荼的革命思潮，使夏同龢的思想更为开阔和具有包容性，这使他所创办的法政学堂成为同盟会员一个重要的革命阵地，当中华民国成立后，又使他能迅速融入新的社会，积极参与政事，践行自己的法政理念。

在日期间的夏同龢还曾拜会到日访问的严修，严修曾出任贵州学政，在贵州时改革学古书院，开设新式学科。夏同龢组织贵州留学生为严修召开了欢迎会，二人有怎样的详谈已不得而知，日后严修成为创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著名教育家，而夏同龢亦成为创办法政学堂的教育家。

创办中国最早的高等法政教育机构之一——广东官立法政学堂

带着法政救国的理想，当年年底夏同龢回国，随即前往广东，与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会面。夏同龢关于创办法政学堂实现法政救国的理念使岑春煊认为他具有高远的政治抱负，专业精深，有对中西方政治的深刻认识和让人心悦诚服的才学人品。为此岑春煊立即向朝廷力荐夏同龢，奏折中盛赞夏同龢“器识宏远，学术通明，于东西各国政治皆能悉心讲求”，让他出任法政学堂监督，“必能有所裨益”。

1905年底，广东省课吏馆改为法政学堂，夏同龢出任监督（校长），这使广东官立法政学堂成为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中国的第二所法政学堂。

为使学堂有更好的发展，夏同龢着手另择校址新建法政学堂。为筹集所需的10万元资金（1元略等于现100元人民币）, 夏同龢找到了香港富商王颐年。二人的来往据说可以追溯到1898年夏同龢进京参加戊戌科会试之前，当时已富甲一方的王颐年，返回家乡修建祠堂，恰巧遇上夏同龢。他非常佩服夏同龢的才学，当即赠送一千两银子，资助夏同龢进京赶考。后王颐年在他的家乡沙湾镇，修建起三座规模很大的祠堂，其中“作善王公祠”祠名的题写者正是夏同龢。此次新建法政学堂，王颐年慷慨解囊拿出七万元，剩下的三万元由善后局筹拨。资金问题得到了解决，新法政学堂得以顺利开工建设。建好后的法政学堂 “美轮美奂、蔚然大观”，是一所园林式的学校，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图书馆等设施一应俱全，完全具备了现代学校的特征。

这是一所专门为广东培养新式官吏的学堂，学生由需要进行近代法政思想培训的在职官吏和有意谋求官职的已取得科举功名的士绅组成。1906——1912年间，夏同龢担任监督六年，聘用大批留学归国人员担任教员，如朱执信、陈融、古应芬、汪祖泽等，这些人大多是同盟会员，为学员带来了近代法政理念和革命思想。

夏同龢的开明领导使学堂氛围活跃，各种新思潮兼容并包，得到了积极追求进步的新青年的青睐。1906年5月，因思想激进而失去在家乡广东省海丰县出任小学校长机会的秀才陈炯明和来自大浦县已加入同盟会的革命青年邹鲁慕名到广州投考法政学堂并获录取，此后二人在学堂新思潮的影响下，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发生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法政学堂师生朱执信、陈炯明、邹鲁等是重要的领导者之一。

除革命者外，法政学堂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近代法政理念的法政人。曾是法政学堂教员，后为广东高等法院院长的汪祖泽曾撰文回忆称：当时广州地方法院，从院长到检察长，再到各庭庭长，全部都是由法政学堂或者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民国后法政学堂改为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从清末到民国，法政学堂对广东乃至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法政学堂所在街道因此更名为“法政路”，这可能是全国仅存的以法政命名的街道。

同时夏同龢还曾兼任两广师范学堂监督，并兼任广东地方自治讲习所所长，努力普及法政教育，以教育家的责任感担当起了推动广东民众思想近代化的使命。

走向共和参与政事

中华民国成立后广东法政学堂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原法政学堂教员陈融出任校长，而夏同龢则先回到贵州，后由贵州选为众议院议员，北上来到北京。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议会议员，夏同龢最初加入的党派是国民党，是最早期的国民党员。当时国会各党派为争夺更多议会席位以谋求更多权利，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夏同龢为避开纷争，离开了国民党，于1913 年5月发起成立超然议员社这个独立的党派组织。它“以不偏不倚之精神调和党见，维持国是为宗旨”。

同年7月他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委员，后被选为起草委员会六名理事之一。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三岁的年轻委员们中间，已届不惑的夏同龢是旧功名最高的人，但他并不保守，提出了不少具有共和精神的看法，如在总统选举问题上，他提出了由人民初选后组织选举机关选举总统的这样一种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办法。

就在夏同龢兢兢业业参与宪法起草期间，当时在保定军校上学的贵州天柱人王天培邀约两名同伴来到了北京，血气方刚使他们无所顾忌地宣泄着对袁世凯的不满，最终他们因言辞过激而被捕。夏同龢听说此事后，不畏风险慷慨出手设法营救，出狱后的王天培被夏同龢送回了保定军校，军校毕业后，王天培一路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成长为一代北伐名将。

迫于袁世凯的压力，宪法起草期间常发生议员出走或辞职之事，夏同龢顶住风险与压力坚持完成了全部会议。1913年10月底，历时三个半月的宪法起草宣告完成，这是一部以资产阶级共和思想为基础编定的宪法，但因袁世凯的阻挠而未能施行。

1914年袁世凯解散议会后夏同龢历任政事堂佥事、知事试验委员、湖南都督府高等顾问官、湖南国税厅筹备处处长、法制局佥事等职。

1917年至1919年夏同龢出任江西省首任实业厅厅长，曾协助人称“长江三督”之一的江西督军陈光远，为维护地方和平作出了一定贡献，并获总统授予的二等大绶嘉禾章。

五百年不朽的书法

从夏同龢大魁天下的时候起，他便踏入政坛，步入社会上层。在此后二十多年宦海浮沉中，他广泛结交社会各界名流。状元书法家的头衔使他的交往更具名士风度，他散落民间的各种题赠他人的书法作品见证着曾经的名士风流。民国《贵州通志》称他“工文善书，有名当世”。

在广东省蕉岭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丘逢甲故居里，随处可见夏同龢题字。这些题字的由来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1899年，这是夏同龢高中状元的第二年，适逢乱世，宫廷纷争，身在翰林院的夏同龢并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6月，他来到广东这个革命的前沿阵地，在这里结识了因组织抗日保台，声名鹊起的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二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在此后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二人共游山水，唱和吟咏，仅丘逢甲写给夏同龢的诗歌就有三十多首。更能见证二人兄弟之情的就是丘逢甲请夏同龢为他的家乡澹定村（今逢甲村）题写的村名以及故居数处题字，这些题字历经百年沧桑，至今犹存，为人称道。

1927年12月，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张次溪将父亲张篁溪生圹志铭刊登在当时京城著名的《北京画报》第二期第二卷上。张篁溪是广东人，康有为的学生，著名史学家，他在北京建成的张园成为聚集各界名流的重要场所，齐白石更是长期借居于此。张篁溪与夏同龢同为法政速成科学员，夏同龢到广东出任法政学堂监督期间，张篁溪亦在广东任教。这张生圹志铭由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清史稿总纂王晋卿撰稿，此时王晋卿的名声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齐名，人称“南陈北王”，而生圹志铭的书写者正是“书法为世人所重”的书法家夏同龢，三人交谊深厚。此生圹志铭一经问世，即得到各界认可，被称为“可五百年不朽”。

同样可称为不朽的还有由国学大师章太炎撰稿，夏同龢手书的《鳷鹊案户鸣为刘道一也》一词，这是为纪念辛亥革命牺牲第一人刘道一所做；在广东潮阳，著名潮商萧钦斥资数十万银元建成并被慈禧太后称为“岭南园林一绝”的西园门匾及园内多处题字均为夏同龢所写；在福建省永定县，蜚声海内外的土楼王子——振成楼内至今仍悬挂着夏同龢题赠振成楼建造者林鸿超的一副对联，供人欣赏；在泰国曼谷，夏同龢为名震东南亚的广东著名侨商高学能撰写的阡表仍屹立于此……

夏同龢的交往不止限于各界名流，他凭借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给予社会更多的关注与帮助：1919到1921年间，夏同龢组织北京数十家富户为北京著名的内八刹之一——广济寺购置了多达近十顷的土地用于供养寺中僧人和作佛事之用，解决了该寺的资金问题，使该寺得以继续蓬勃发展。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设立于此，2006年，广济寺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42年，在佛教界已有崇高地位的太虚大师在由林语堂创刊的《宇宙风》八周年纪念刊上发表了一篇纪念夏同龢的文章《忆清末状元夏同和》，文章回忆了 1911年前后，当时年仅二十来岁名不见经传的太虚来到广州后，得到时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的夏同龢及其他法政学堂教员的帮助，在此设立佛学精舍，弘扬佛法。夏同龢等为年轻人搭建起了施展抱负的平台，使“我（太虚）遂成为广州知名的讲佛学法师”。此后的1924年，已经成长为佛教高僧的太虚大师力邀夏同龢等各界名流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再续二人佛缘。遗憾的是世界佛教联合会因时逢乱世，未能持续，二人也各奔东西，失去联系。

1925年，夏同龢在北京劈柴胡同家中去世，后葬于北京阜成门外西八里庄青龙塔附近，墓前华表上镌刻状元生前所书“函下无尘海外有谧，鱼游青藻鸟萃平林。”据称当年状元坟很大，有守墓人。

17年后的1942年，得知夏同龢已经去世的太虚大师写下了这篇朴实真诚的回忆文章。又是多年以后，今日的八里庄已成为北京城区的一个组成部分，状元坟早已荡然无存。

斯人已去，往事如风。

　　同年(公元1868年)出生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