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生卒年不详），名胜，济南（今山东邹平）人。今文《尚书》的创始者、西汉经学大师。
伏胜相传为孔子弟子宓子贱的后人（古代宓与伏通）。相传伏胜从十岁起就攻读《尚书》，“以绳绕腰领，一读一结，十寻（八尺为寻）之绳，皆成结矣”。（段成式《酉阳杂俎》）。
伏胜曾做过秦朝的博士。秦赢政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颁布-令，伏胜冒死将一部《尚书》偷藏于夹壁墙内。此后，在秦末汉初的兵荒马乱岁月里，他一直离乡背井，流落他乡。
秦亡汉兴，时世安定后，伏胜回到家中，从墙中取出了《尚书》，由于水湿虫蛀，百篇《尚书》只剩下了29篇。他把仅存的《尚书》一一抄录整理，并广招弟子，进行传授。齐鲁一带的儒生纷纷拜他为师，“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史记·儒林列传》）。
汉惠帝时恢复了儒家经书的合法地位。汉文帝时，刘恒想找能治《尚书》的学者，结果朝内外竟无人能传此书。后来听说伏胜能传讲《尚书》，便准备召他进朝传授。但这时伏胜已90多岁，行走十分困难。文帝只好下诏让主管宗庙礼仪、文化教育的太常常故晁错亲自到济南伏胜家中学习《尚书》。伏胜传授《尚书》，一直是口授。这时因年事已高，言语喃喃，晁错很难听明白，伏胜便让女儿羲娥在一旁代为解说。羲娥讲的是方言——齐语，而晁错是河南颍川人，故仍是十有二三听不懂。经过数月的努力，晁错终于将《尚书》学完并记录下来。这就是传之后世的今文《尚书》，即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定的《书经》。此后，伏胜的弟子又根据伏胜对《尚书》的解释，编成《尚书大传》。然《四库提要》称“此书与经义在离合之间，属于外传文体”。
伏生传《尚书》于济南张生和千乘（今山东高青县高苑镇北）人欧阳生，欧阳生传千乘人兒宽。兒宽通《尚书》之后，“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史记·儒林列传》）后得武帝赏识，官至御史大夫，张生亦为博士。其后，鲁（今曲阜市）人周霸、孔安国，洛阳（今属河南）贾嘉，均以研治《尚书》而著闻当时。
今文《尚书》传人欧阳生，名伯和，创今文《尚书》“欧阳学”，世代相传，至其孙欧阳高（字子阳），被立为博士。此后，又有“大夏侯学”和“小夏侯学”相承。“大夏侯学”的创始者夏侯胜，字长公，东平（今属山东）人，官长信少府、太子太傅。曾从欧阳生问学，宣帝时立为博士。“小夏侯学”的创始者夏侯建，字长卿，东平人，师事夏侯胜和欧阳高，宣帝时立为博士。大小夏侯著作已佚，清人陈乔枞辑有《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收入《皇清经解续编》。
孔安国（约公元前156——前74年），曲阜（今属山东）人，孔子裔孙。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官谏议大夫、临淮太守。他是古文《尚书》的创始者、西汉著名经学家。
《史记·儒林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谈之，因以起家。”孔氏所得古文《尚书》来自何处，《史记》未说。至西汉末年，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刘歆说，这部古文《尚书》得之于孔壁，“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移书让太常博士》）此后，班固《汉书·艺文志》和王充的《论衡》都承袭这一说法。然而，自清初闫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析“壁中古文”的真实性以来，多数学者对是否存在孔壁古文《尚书》均持怀疑态度。但是，不论如何，孔安国曾传古文《尚书》，却是事实。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早年曾从孔氏受业，今本《史记》中所载《尚书》中的《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为古文说（见《汉书·儒林传》）。
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与伏生的今文《尚书》都曾在汉代流传。而古文《尚书》，在汉代以后便失传了。今文在汉代属学官，而古文至新莽时期，由刘歆力争才立于学官，但不久到汉光武帝又被废除。因此，古文经学在汉代始终处于受压抑的地位。而古文经学由于注重名物训诂，较之今文的“微言大义”要可靠得多，它对包括《尚书》在内的儒家经典的研究和流传，曾经起到很好的作用。至于晋代梅颐向朝廷所献孔氏古文《尚书》及《尚书孔氏传》，经后代学者考证是伪书。然自唐代始，这部伪古文《尚书》却被官方颁布发行，影响十分深远，以至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也是今文《尚书》与这部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作为我国重要文化典籍，曾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伏生的今文《尚书》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对于保存和流传这部文化典籍，都曾作出重要贡献，从而在中国经学史和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应享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