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蔓(1914.7一1942.7) 原名苏裕源,曾化名黄维、裴济、亚宋。生于苍梧县多贤乡(今夏郢镇) 凤凰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0年在苍梧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1932年秋至1935年夏又在广东省立识识勷勤大学攻读。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求索国家民族的出路,苏蔓和在广州洁芳女子高中读书的罗文坤等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了一个“曙光读书社”,认真阅读、钻研《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著作,并学习世界语。1932年发生“一二八”事变,苏蔓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镇压,和同学们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运用话剧、歌曲、演讲等形式,夜以继日到街头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尔后还回到梧州,动员各中等学校的师生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春, 苏蔓与罗文坤结为终身伴侣。6月,他俩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1936年夏,苏蔓参加了中共 组织“文化座谈会”,成为该会骨干,并被吸收为“左翼世界语联盟”的成员。同年暑假,他参加由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班,由东京支部书记林基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下半年,他担任了“学生党团”的负责人。入党后,他努力工作,常常给同学们做形势报告,在讲授世界语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成立留日学生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华留日同学会”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CC分子0同学会的阴谋。
1937年3月和5月,苏蔓、罗文坤先后回到上海。苏蔓化名“亚宋”,负责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法大学等大专院校党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委员会成立,苏蔓为学委委员。上海沦陷后,苏蔓夫妇留在法租界坚持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3月,苏蔓、罗文坤由中共江苏省委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39年1月, 苏蔓、罗文坤奉派往粤北工作。苏蔓化名裴济,在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工作,担任省委干部训练班的班主任,连续举办了3期党训班,为党培训了大批领导干部。
1940年8月, 苏蔓受组织委派,和罗文坤、张海萍一同回广西工作。苏蔓到桂林后,在中共党员杨东莼为教育长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任指导员。12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决定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派钱兴任书记,苏蔓任副书记,罗文坤任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张海萍任“南委” 交通员。1941年9月,苏、罗、张转入逸仙中学当教师,以此作掩护进行党的工作。苏蔓和省工委的同志认真抓好党组织的整顿和提高工作,使全省的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在发展进步势力,壮大革命力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1942年5月26日,郭潜(曾任“南委”组织部长) 被捕叛变。7月7日,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庄尚之根据郭潜的告密, 直接指挥广西省党部的特务,疯狂追捕中共党员和进步师生。9日上午,国民党特务倾巢出动,秘密逮捕了苏蔓、罗文坤、张海萍。这就是震动广西的“七·九”事件。
国民党特务抓到了苏蔓等人,如获至宝,企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一网打尽广西全省的地下组织。 敌特把他们3人押往龙隐岩刑讯处,先是诱降,不成即用各种酷刑逼供,苏蔓坚决拒绝招供。敌人又继续施以更残酷的吊刑。苏蔓多次昏死,但始终坚贞不屈。次日清晨,敌人令叛徒郭潜当面质证苏蔓的身份,进行劝降,并没有达到目的。
其后, 敌人又玩弄新花招,故意将苏蔓等3人“释放”,而暗中却派人监视,以便诱捕前来接头的中共党员。11日上午,一位“省府官员”驱车来校,递上“请柬”,说是黄旭初主席请苏先生等3位赴宴,以表歉意。苏蔓即严词拒绝。这位“官员”立即变了脸色,丢下3张“自新-”,要他们在3天内填好,便悻悻地走了。
“政府官员”走后,苏蔓和罗文坤、张海萍也充分分析了险恶的形势,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叛徒告密,身份已经暴露,敌人绝不会轻易放过;敌人目前玩弄假释的把戏,其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企图将中共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现在敌人严密监视下又无法通知党组织,也无法向不了解情况而误来接头的同志报警。 苏、罗、张3位意识到在这关键时刻,是需要为党的事业作出最后牺牲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决定以集体 的壮烈行动向党发出报警信号,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保护党的组织和同志的安全。12日清晨,苏蔓3人分头开始准备后事,先认真批改完学生的期考试卷,接着为学生送来的纪念册一一题字留念,然后整理衣物书籍,最后苏蔓在一张纸条上奋笔直书:“不自由、毋宁死”,放在空白的“自新-”旁边。
当日晚上,苏蔓、罗文坤、张海萍在苏蔓寝室并排自缢,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3烈士的壮烈行动震动了整个桂林城, 省工委书记钱兴当即由肖雷掩护向灵川转移,并令黄嘉等人通知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紧急撤退。在这次严重事变中桂林市70%以上党员保存下来了,特别是苏、罗、张单线领导和联系的党组织,一个也没有遭到破坏。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保卫了党的组织和许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