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扶青
杨扶青，名永兴，字扶青（辅卿）。1891年生子乐亭县三合庄乡杨岗子村一个富有之家。受父亲振彩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的影响，扶青早年即产生为国为民 之信念。他于乐亭县官立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滦州师范学校，未入学即复考入天津水产专科学校。1917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公费 留学。当时正是祖国内忧外患的严重关头，出于为国家为民族争气之目的，挟青联合留日学生李峰等人于东京建立进步团体“新中学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 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人民。并与由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结为友会。在此期间，扶青认识 了大钊和周恩来同志，思想深得奋发，胸襟日益开阔，为以后的革命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留学日本4年中，他看到日本实业发达。国家富强，认识到我国贫弱受 欺的原因之一是实业不振，于是决心带头振兴中华实业。1920年回国后。先后集资20万元，与学友张子纶（乐亭莲花池人）在盛产水果、海昧的昌黎，创力了 一家罐头食品公司，得到大钊和周恩来同志的赞同和支持，扶青任经理兼技师，张子纶任副经理。新中学会”也加入了若干公股，因此将公司命名为“新中罐头公 司”。在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营口等处也设有分公司。
扶青由衷同情革命，对大钊同志从事革命活动非常关注。1924年大钊受北洋军阀 政府的通缉，化装来昌黎县五峰山避难不久，接到党中央通知，由他任中共首席代表，率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北方党组织活动经 费很困难，为赴苏代表团筹措经费无着，经和党组织研究，决定请扶青的“新中公司”予以资助。大钊在赴哈尔滨途中，于昌黎下车，向扶青说明情况，扶青立即亲 笔写信给新中公司哈尔滨分庄（分公司），请付银元五百元。当时风声非常紧张，昌黎县城也一反常态，警特密布，扶青冒着极大危险亲自掩护大钊同志登上开往哈 尔滨的火车。1927年，当扶青得知大钊在京遭搜捕时，竟冒险到其秘密住处看望。大钊被捕后，出钱出力设法营救。
“九·一 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开始向关内推进，昌黎新中罐头公司-停业。为了工厂不被敌人利用，公司将全部机器拆卸运往北京。1936年，扶青受红十字会会长 的邀请，在北京接办了熊希龄所主办的香山慈幼院附设的“慈型机器厂”，任经理。该厂规模很大，有机械、纺织、地毯、纽扣、泥人等11个分厂。1937年 “七·七事变”后，扶青将该厂交与宋化如、王向辰主持，南下参加抗战。他四处奔走，劝募财物，将托邹韬奋所主办的《上海生活同刊》社转交东北义勇军、支援 了爱国志士们的抗日斗争。在抗战期间，为克服物资和武器短缺的困难，他主张采用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人力物力，从事工业品和简单的武器生产，支持游击战 争。1938年在武汉成立“中国工业协会”、宋庆龄担任名誉理事长。该协会是在扶青积极协助下成立的，符合当时抗战的需要。得到中共地下党和周恩来的关 怀。1939年，扶青和黄炎培、杨卫玉等在桂林成立“职业介绍所”，以解决从沦陷区逃难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就业和生活问题。1940年，他又受委托组组领 导“伤兵之友社”，以解决从前线退回的伤兵的生活问题，并以“中华营造厂”名义捐款300元给予资助。同时又在桂林办“难民招待所”。扶青为救济难民，由 “中华营造厂”拨出一部分救济金，作为招待所的粮食款。又从总公司拨出1000元为难民盖棚房和制做棉衣、棉被。1943年扶青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 组办培黎学校，培养青年徒工，先后培养出六七百名中等技术人员。
扶青对女子教育和职工教育事业十分热心。他一向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 建思想。民国初年，他在家中自建校舍，聘请教师创办一个女子私塾。1935年正式命名为“懿贤女子学校”。他对私人办学非常支持、为昌黎汇文中学捐助资 金，并任该校董事会主席。还担任乐亭县汀流河〈刘家〉尚义女中的校董。为了提高职工文化和思想水平以及解决职工子弟入学问题，在兴办“新中公司”的同时， 兴办“新中小学”和职工业余学校，招收职工子弟和附近居民儿童免费人学。1924年，扶青参加了黄炎培联合当时教育界、实业界有志之士创立的“中华职业教 育社”，以后任该社常务理事。该社于1924年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创建“民主建国会”。扶青都积极参加其组建活动，还参加了反蒋的“同 济”组织。在抗战时期．他随同黄炎培、江问渔等远涉西南后方，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决定在桂林设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分社，他担任分社社会服务部的负责人。 “职教社”所提出的“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为国家效用”的主张深得人心，对推动爱国-，促进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扶青一生为人慷慨，乐于助人，特别是扶持青年方面更是人所共知。他早在日本留学时，常常用自己的公费帮助私费留学而经济困难的学友。他对周恩来同志献身革 命事业尤为钦羡，奉为良师益友，并将自己公费的一半给当时经济困难的周恩来，以支持其革命活动。他在昌黎“新中公司”时见到学徒中有培养前途者，不论亲疏 远近，是否亲友子女，都送到汇文中学去学习。由他资助入学者不计其数。在抗战期间，于西南大后方，时常通过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向西南联大介绍学生，并资助 许多青年报考广西大学及其他大专院校。扶青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通过他帮助去延安的革命青年有几十人。有一次，他经过紧张安排，一天就输送30多人去延 安。他还将远离家乡的青年邵锐（乐亭县三合庄人）从桂林亲自送到重庆曾家岩“周公馆”，交给了周恩来辗转送往延安。
1945年日本投降后。 扶青任华北接收水产物资专员。1946年任天津垦业农场副场长。1948年任上海管理处专员兼高雄厂务筹备处主任，曾到台湾高雄考察渔业生产情况，但看到 台湾局势紧张，事不可为，乃搭乘台湾开出的最后一批船只回归大陆。到上海后，贫困交加，无力北上，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人接他到北平。1949年新中国诞生 后，扶青任中央政务院参事室参事。1950年兼任河北省水产局局长、农业厅和商业厅副厅长。1960年任水产部副部长。曾当选为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 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及民建河北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1978年2月22日，扶青于北京友谊医院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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