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读
吴可读(1812年-1879年4月25日），字柳堂，号冶樵，甘肃皋兰(今兰州）人，晚清政治人物。
吴可读性颖悟，但中举后会试不第，于是以举人身份出任伏羌(今甘肃甘谷）训导，主讲朱圉书院。后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咸丰末年因母亲去世，返回故里，主讲兰山书院。同治初年，吴可读服丧期满，仍任刑部员外郎，后升任吏部郎中、河南道监察御史，在御史任上因弹劾成禄引发的政争受到处分，返乡重讲兰山书院。光绪初年，起用为吏部主事，后服毒自尽，以尸谏的形式，请求为同治帝立嗣。
吴可读先世为浙江处州人。明代初年，肃庄王朱楧到位于兰州的藩王府，吴可读的先祖随行，由此迁居兰州，此后世代以耕读传家。吴可读生性颖悟好学，记忆力超常，读书常过目成诵，并且能诗善文，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1835年(道光十五年），吴可读考中乙未恩科举人。然而此后入京会试失败，并长期寓居北京。一说，吴可读寓居北京是为就近备考，节省往来盘费；但也有说法称，吴可读贪恋京中伎 女，所以滞留北京，直到嫖资用尽，才重新用功读书。
吴可读自己也的确称其“少好游荡，作狎邪游”。
无论如何，蹉跎若干年后，吴可读终于暂时放弃会试，转而以大挑举人的身份，担任伏羌(今甘谷县）县学训导，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吴可读赴任，并被聘为朱圉书院山长。
1850年(道光三十年），吴可读在伏羌学生的帮助下，凑集路费，重新赴京师会试，终于考中当年(庚戌科）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后来，吴可读又晋升为员外郎，但此后职位长期没有再次升迁。其间，他曾于1859年(咸丰九年），参与处理顺天乡试的考务。
1860年(咸丰十年），吴可读母亲去世，他返回甘肃，被聘为兰山书院山长。在甘肃期间，他曾奉旨帮办甘肃团练。[13-14]服丧期满后，吴可读赴北京，仍补任为刑部主事，后升任吏部郎中。
御史生涯
1872年(同治十一年），吴可读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当时，清廷正为各国驻华公使觐见同治帝的礼仪问题展开讨论，吴可读建议不要强求公使们行跪拜礼，得到舆论赞同。
1873年(同治十二年），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因其在甘肃- 无辜等劣迹，被陕甘总督左宗棠弹劾，吴可读亦弹劾成禄，称其“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请求清廷加以严惩。[17-18]在成禄被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之后，吴可读又上疏力争，请求“立正典刑”。[19-20]结果，吴可读不仅未能说服清廷加重对成禄的处断，反而因奏疏中言语过激而引发同治帝的不满，险遭不测。后在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的坚持下，吴可读免于死罪，改为降三级调用。[21-22]因一时无官可补，吴可读遂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返乡，并应左宗棠之聘，再次主讲兰山书院。
直到光绪帝登基后，吴可读才重新得到起用。
死得其所
1876年(光绪二年），吴可读回京，担任吏部稽勋司主事。[24-26]当时，就已故的同治帝与光绪帝及其后继者的关系问题，清廷已有讨论，但因触犯慈禧太后之忌讳，不久便遭压制，归于沉寂。吴可读恐此事不了了之，终于以自尽这一激越而不容回避的方式将该问题再次提出。
1879年(光绪五年），同治帝灵柩奉安惠陵，吴可读主动请求随行参与典礼。葬礼完成后，吴可读并未回京，而是来到蓟州(今天津蓟县）东马伸桥乡庙中。在这里，他留下上奏清廷的奏折一件，即《奏为泣请懿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事》，指责两宫太后在立嗣问题上“一误再误”，请为同治帝立嗣；致寺庙中的周老道的信函三封，将在自己死后代为报官等事交代给他；[29-30]
致其子吴之恒的《父柳堂绝笔》(即“遗训”）与《父柳堂亲笔遗嘱》(即“遗嘱”）各一件，嘱咐其子吴之恒安抚亲人、料理后事。
做好以上种种安排后，1879年4月25日(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日；一说为三月二十二日，即4月13日，但该日仅为吴可读留下遗嘱的日子，实际上闰三月初四日尚有致周老道的第二信），吴可读自尽。为求必死，吴可读决心在服毒后自缢，但因房梁既高且朽、无法系绳，遂服毒自尽。
吴可读死后，清廷经过廷议，再次明确以光绪帝的继任者为同治帝的嗣子，[34-36]并且确定了具体方案，尤其是理顺了“建储”或“继统”问题与“继嗣”问题的关系，即通过继统之人的确定来同时确定继嗣之人、而不是先确定继嗣之人后确定继统之人，从而避免对继嗣问题的预先安排触犯清廷“不预立皇储”的祖制。对吴可读，清廷按照五品官的待遇加以抚恤；
其葬于蓟州的遗愿，也得以实现。
吴可读以正直敢言闻名晚清政坛，在甘肃的文教事业等方面也有建树。其奏章、诗文、联语等作品，收入《携雪堂全集》中。
同年(公元1812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879年)去世的名人：